第一章 社会的规律
此时此刻的世界有三个重要趋势，对我们提出了智识上的挑战。
第一个趋势是世界越来越复杂。
知识其实是去中心化的，分布在人群之中，是市场把人们组织起来分工协作。
第二个趋势是人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个趋势是尽管所有人的物质生活都在改善，整个社会阶级分层却正在扩大。
近年有关贫富差距的研究都在强调一个观点：穷人跟富人的最重要差别，并不在于金钱数量多少，甚至不在于得到机会的多少，而在于文化和观念。贫困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状态，而且还是一个思维模式。
有人曾深入调查过美国波士顿地区意大利移民工薪阶层社区的社交习俗[插图]，发现对这些人来说，家人、亲戚和从小玩到大的熟人远远比任何外人都更值得信任。他们认为一切外面的东西都是神秘甚至是充满敌意的。
加拿大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有本书叫《超越智商：为什么聪明人也会做蠢事》，用大量研究结果说明一个问题：智商跟理性是两码事，二者几乎不相关。理性能力——充分认识当前局面，做好最佳决策的能力——得另外学习。
理工科思维可能是最重要的现代化思维，讲究tradeoff（取舍）、量化和科学方法。
对待理工科专家，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的意见当成决策的参考。你可以在你的专业范围内给我提供最好的论点数据，但具体怎么决策，我还得再听听别人的论点和数据。
解决问题的关键往往并不在于你有没有一个高大上的理念，而在于“度”，在于数字。
崇尚自由市场的教授认为所有经济问题都应该用市场解决，鼓吹自由民主的专栏作家把美国政治的缺点都能变成煽情的素材，热爱儒家文化的历史爱好者看宋朝一切都是好的，自诩保守主义者的中国思想家对一战后的国际条约体系的推崇可能连现在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比不了。他们用半生之力铸就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锤子”，就把一切东西都视为“钉子”。
专家的预测成绩，总体来说，还不如投个硬币随机选择。
现代化的道理千头万绪，唯有此事最为关键：不要被自己心中的“大主意”劫持。
泰特洛克用统计问卷的方法发现了狐狸思维相对于刺猬思维的种种特点，值得我们作为美德，甚至作为座右铭列举出来：狐狸乐于接收新的信息；狐狸对自己决策的信心远小于刺猬；即使做过决定之后，狐狸仍然想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再思考；狐狸总爱不断修正自己的预测；狐狸也许并不像刺猬一样对某个特定领域无比内行，但是他的知识面宽得多，了解很多事；狐狸对很多事情持怀疑态度；当考虑冲突的时候，狐狸能看到双方可能正确的方面；狐狸喜欢与观点不同的人打交道；狐狸在工作中并不追求明确的规则和秩序；狐狸喜欢有多个答案的问题，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常常能发现多个选择……
自由技艺的本意其实是有很强的实用性的。这个用处并不在于谈恋爱找对象好找，而是为了学习怎么做决策。
严肃文学可以让人学会体察他人的感受，了解真实世界中不同类型人的生活。逻辑可以让人学会推理和辩论。文法修辞可以让人学会怎么用语言争取别人的支持。历史可以让人学会借鉴前人的经验。数学可以让人学会取舍。天文学可以让人对世界的自然规律产生敬畏。这些学问不是什么用于打扮自己、被别人审美的“教养”，这些都是大人物办大事的实用技能。
自由技艺并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提供一些寓言故事、名人典故和思维套路。你掌握的套路越多，办事的时候可供选择的思路就越多。至于遇到什么事应该用哪个套路去解决，这没有任何程序性固定办法，是一种艺术，只能自己选择。
简单打不过复杂。只有复杂的人才能打败复杂。
单纯问题、两难问题和“棘手”问题
把人生在世面对的各种问题分成三类：单纯的问题、两难的问题和棘手的问题。
单纯的问题，就是有明确的方向，有能让人放心的答案，解决了就可以宣布胜利的问题。
这个世界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某些人认为一切问题都是单纯的问题。
两难问题
比如你手里有一点积蓄，想要买个房子，你有两个选择。离工作单位近的这个房子比较贵，也比较小，住着不太舒服但是省时间，而且将来也许会升值；远一点的房子比较大，将来有孩子会很方便，但是上下班很累。那你买哪个呢？又或者先租个房子，等等再说？这才是成年人的世界。这种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两难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唯一正确的方向，这是两难的选择，你必须在两个方向之中做出取舍。
生活中真正的问题，至少都是两难问题。
什么叫棘手问题呢？里特尔和韦伯提出，如果一个问题具备下面这十个特征中的几个，就是棘手问题：1.这个问题没有清晰的定义。它不像高考数学题那样给你写明白了各种条件。2.它没有终极的答案。你永远都别想彻底解决它，它会一直存在。3.你的解决方法不分对和错，只有好和坏。而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只能你自己判断。4.你采取一个什么应对措施，不会立即看到结果。你也许根本不知道你做的有没有用，也许还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5.没有专门给你做试错练习的地方，你的每一个动作都会有影响，你一上来就是实操。6.连有什么选项，都不清楚。7.没有先例可循。前人的经验不会对你有太多帮助。8.这个问题很可能只是一个更深的问题的症状。但是它背后不只有一个问题，整个局面盘根错节，可能根本就没有根本性根源。9.有很多利益相关方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想要的解决方向各自不一样。如果你上手，那将来不论是什么结果，你都得负责。
那怎么解决棘手问题呢？首先你就不应该指望解决棘手问题，你最多只能应对——你得做好跟它长期相处的准备。这就如同当代医学对癌症的治疗：全部杀死癌细胞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医学手段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控制病情不让它扩大，你可以追求管理这个问题。
约翰·卡米勒斯(John C.Camillus)教授，曾经提出过几个应对棘手问题的建议。
一个建议是让利益相关的各方充分互相理解。最好大家坐下来开诚布公地把观点和要求给谈透——不为达成共识，只为互相理解。这样我们最起码可以消除一些偏见，别都只顾自己，也听听别人想要的，也许就能采取一些最基本的行动。
还有个建议是一定要行动。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每次的决策都是小行动，慢慢试探，看看效果再决定下一步，但是不能不动。动，才叫应对；不动，你就是鸵鸟。
棘手问题怎样才能被解决呢？解决不了。一个棘手问题后来之所以不再是问题了，通常并不是因为它被解决了，而是因为局面变了，它被别的、可能是更棘手的问题给取代了。
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
专家的预测水平还比不上直接抛硬币。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专家对自己专业领域的预测得分居然比对自己专业外领域的更差。
“关键人物”理论完美符合人们的思维常识。我们总是强调伟人对历史的推动，强调“一小撮”坏分子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强调明星对时尚潮流的引领。问题是，这个理论没有获得大规模统计实验的支持。
通过分析2009年两个月之内160万用户的7400万条信息链，研究人员发现98%的信息根本就没有被推广传播。在这千万条信息中只有几十条被转发超过千次，而转发次数达到万次以上的只有一两条！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被反复转发的消息其实是特例中的特例。由此可见，想要通过发一两条热门微博成名，就好像买彩票中头奖一样困难。
名人的影响力到底怎么样呢？瓦茨等人使用了一个巧妙办法。他们使用统计模型，根据第一个月的数据把那些粉丝众多，并且成功引发了Twitter瀑布的“关键人物”挑出来，然后看他们在第二个月中的表现。结果相当出人意料：这些人在第二个月再次引发瀑布的可能性相当的随机。平均而言，“名人”的确比一般人更容易导致一条消息被广泛传播，但这个能力的实际效果起伏极大，一点都不可靠。也许最好的营销方式不是拿大价钱请少数名人，而是批量雇用有一般影响力的人。
如果一个东西突然流行开来，我们的常识思维总是以为这个东西一定有特别出类拔萃之处，或者就是其幕后一定有推手。但Twitter上的研究表明，所谓幕后推手其实并没有那么厉害。那么为什么某些书能够畅销，某些电影能够卖座，某些音乐能够上榜呢？完全是因为它们出类拔萃吗？瓦茨参与的另一项研究表明，成功很可能主要是因为……运气。
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事情的成败归结为人的素质，归结为领袖人物，甚至归结为阴谋论，好像什么都是注定的一样，而事实却是很多事情只不过是偶然而已。
一个更实用的历史观是放弃“一切都是注定的”这个思想，把历史事件当成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把未来当成一个概率分布，然后尽可能地使用统计方法，通过历史数据去计算未来事件的概率。
“苦”没有价值
什么是“苦”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当你身处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或者做一件本身没有愉悦感的事儿的时候，体会到的那个被迫感，那种心理压力。“苦”只是某些事情的副产品，“苦”本身并没有价值。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的确能历经苦难而保持乐观积极的精神，但那不是苦难的作用。他们不是因为(because of)苦难而成长，是尽管(in spite of)有苦难，仍然成长了。
吃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常生活中已经有足够多的苦了，我们没必要自找苦吃。
成年人的取舍不会那么苦，因为大人懂道理；但是孩子是真苦。
但是不得已归不得已，没办法是没办法——你不应该说什么这对孩子的成长有好处，因为没好处。
高效能任性
蒂芬·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书中的一个最关键思想，也是“高效能人士”的第二个习惯，是以原则为重心去做事。
比如你跟老婆约好了晚上去看演出，老板突然打电话让你回公司加班。以工作为重心的人会选择加班，以家庭为重心的人会选择继续陪老婆。而以原则为重心的人则会通盘考虑，不受任何冲动的影响，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是从使命感——或者说义务——出发的主动决定。一个以工作为重心的人决定回去加班可能是为了自己升职或者为了把同事中的竞争对手比下去，而一个以原则为重心的人如果决定回去加班，则是真心为公司着想。他也许可以这么决定：如果这次加班对公司的确非常重要，我就回去加班；如果这次加班其实对公司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我就好好陪老婆。
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心理学家保罗·匹福(Paul K.Piff)和合作者一共做了七项研究。这些研究都表明，富人和所谓上流社会的道德水准不但不比普通人高，而且比普通人低。
研究者们公认一个事实：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群往往比普通人更自私。
一个整天坑蒙拐骗一点都不靠谱的人当然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一个只知道无私奉献的人也未必能混好。最终更容易成功的也许是那些表面上很能与人合作，实则非常自私，甚至偶尔欺骗的人。
我们认为世界是公平的。但这恰恰是个错误的世界观。事实上，心理学家甚至对这个错误有个专有名词，叫作“公平世界假设”（just-world hypothesis，也叫just-world fallacy）。
世界其实并不公平。公平只是小说和电影给我们的幻觉，那些剧情的结局公平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喜欢看公平结局。
《权力：为什么只为某些人所拥有》一书中，作者提出，相信公平世界假设对你有三个害处：
1.你不能从别人的成功中学到东西。
2.你以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你会低估世界上发生的坏事。
3.更有甚者，你会认为取得成就的人必有长处，失败的人必有可恨之处。而这完全错误！
他的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菲佛在书中第一章就列举了他在美国做的研究，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一个人能不能获得权力，能不能得到升职，他的工作业绩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第二，决定你升职的最重要因素，是你跟上级的关系。
做好人感觉很好，但是做好人是普通人思维。其实从经济学角度，你应该做一个“理性的人”——这意味着你应该从自利的角度出发做事，而不是“好人”。
为什么要做个有道德的人？因为我不做任何人、任何东西，或者任何感情的奴隶，我想做一个主人。
根据康德学说，没好处就对了，真有好处就不叫任性了。
外部因素、自身因素和“构建因素”
决定浪漫关系好坏的，到底什么因素最重要？
“幸福”其实是个笼统的词，研究者把对关系的评价分解成了两个维度，一个是“满意度”，一个是“忠诚度”。对婚姻很满意的人不一定忠诚，对婚姻很忠诚的人不一定满意。
这个研究的结果显示，对满意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配偶的“响应性”，也就是说你一叫他他就马上响应，你就会对这个关系很满意；如果你叫他他总不理你，你就很不满意。对忠诚度影响最大的因素则是亲密感：两人关系越亲密，就越没必要再去跟别人发展什么关系。响应性对满意度影响极大，对忠诚度却影响不大，这个事实可能也值得某些人深思……
你自己的个人素质，强度则有19%。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关系是个主观的判断。
决定关系好坏最重要的前十项个人素质是：1.对生活的满意度2.抑郁和无助感3.负面情绪因素，是否容易发怒、感到痛苦之类4.是否过分担心这个关系，比如说总在评估关系好不好5.是否不愿意总跟对方在一起6.年龄7.焦虑感8.自尊心9.为人是否随和10.有没有正能量
关系因素的预测强度高达45%。最重要的前十项关系因素是：1.感受到的，对方的忠诚度2.亲密3.感激，也就是能跟对方在一起感觉很幸运4.爱5.性的满意度6.感受到的，对方的满意度7.冲突8.感受到的，对方的响应度9.信任10.投资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有个说法叫“浪漫体制”，说美满的婚姻既不是精心挑选的结果，也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一种“契约体制”。婚姻不是你和你的另一半这两方的事情，而是你、你的另一半、你们的关系，这三方的事情。
你们还应该把关系放到两个人之前：关系排第一位，对方的需求排第二位，而你自己的需求只能排第三位。
如果我们把你自身的素质叫作“自身因素”，把你所处的环境叫作“外部因素”，那么这个道理是外部因素没有你自身因素重要，而最重要的则是你在这个环境里能构建出来什么东西，是“构建”因素。
你不仅仅是适应环境，你的行为可以改变环境。一件事的好坏绝不是由一开始的设定决定的，而更多地是由你每一天的努力决定的，是你把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结合起来，和人一起构建出来的。
人们的认识误区在于总以为“选对”是最重要的，殊不知构建更重要。
关于明星的“零阶道理”
我听说数学家欧拉活着的时候，全世界三分之二的数学论文是他写的。所以数学水平不强的国家真不用太自责，你们只不过是没有欧拉而已。明星效应并不仅限于体育，凡是要依靠人的高水平发挥的地方，就要依靠明星。
有个研究发现，高科技公司里的一个明星员工，能把他的办公地点周围25英尺（7.6米）范围内的其他员工的工作产出提高15%。人们挨着明星干活会被感染，会见贤思齐。
《巴拉巴西成功定律》(2019)这本书里提到一项研究说，一个大学如果能请到一位超级学术明星，就能把自己整个一个系的科研产量提高54%！不过这个成绩可不都是学术明星自己干出来的，他本人平均只提供了总增量的四分之一，剩下的是他的带动效应。
美国奈飞公司(Netflix)CEO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专门写文章谈论了这个事儿，他是这么说的：以前我认为，给定一个项目和固定的工资预算，我与其雇用10～25个普通工程师，宁可请一位明星。这么多年过去，我认识到我错了。最好的程序员的价值不是10倍，而是100倍。
如果苹果当初没有乔布斯会怎样？如果特斯拉没有马斯克会怎样？所谓“21世纪最贵的是人才”，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说“最贵的是明星”。
如果你跟明星竞争，他会压制你；但如果你跟着明星竞争，他会带动你。
我上大学时的一位数学老师，早年出国访问遇到了杨振宁，杨振宁还亲自开车送他。我老师一看机会难得，就赶紧问杨振宁做研究有没有什么诀窍。杨振宁没有说什么你要多读论文、要勤奋之类的话，他只说了一条——你就盯住领域里最牛的那几个人，看他们正在干什么，你就跟着干就行。
中国需要明星。现在中国各行各业面临的问题，都是怎么才能从香菇青菜，变成葱烧海参。这时候你最应该关心的不是怎么管理香菇、青菜和葱，而是去哪找海参。
信号与刷分
让搜索引擎优化无效的排名算法才是好算法。让刷题无效的考试才是好考试。
坎贝尔定律是说——
一个指标越有用，它就越受重视；可是它越受重视，它就越没用。
最简单经济学的五个智慧
“平等”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观念。家里面大人无偿为小孩服务其实是不平等的，年轻人孝顺长辈也是不平等的。人们在家庭中接受这种不平等是出于爱和关怀，而这对陌生人不适用。在陌生人之间，双方除了诚实守信互不侵犯没有更多的义务和感情，才讲平等。所以家庭讲感情，国家应该讲利益和效率。
人们都说美国人亲情淡漠，其实美国家长对未成年子女也都是要啥给啥，只是对成年子女的确不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什么都给。
我儿子非常爱看动画片和打游戏，整天捧着屏幕，有时候跟他说话都听不见，很难管教。有一次开家长会，他的幼儿园老师告诉我们一个办法：所有屏幕时间必须得是挣来的——写好作业、好好吃饭、做个家务等，每做一件这样的事奖励15分钟屏幕时间，打游戏看电视干什么都行，但不挣就没有。我们真的执行了这个政策，后来把15分钟改成5分钟，而且用手机严格计时，效果良好，一直至今。我有时候看儿子就好像“奸商看贪官”一样，心说我不怕你不听话，就怕你没爱好。
贝叶斯定理的胆识
“相信不相信”的真正意义，在于给我们自己的决策提供依据。如果我相信大年初一去雍和宫祈福能带来好运，那么第一，我想方设法去；第二，别人信与不信与我关系不大，事实上我可能希望信的人少，这样我去更方便。如此说来“信不信”是个非常主观的判断，我们完全可以容忍别人的判断跟自己不同。
如果一个疾病比较罕见，那么你就不应该对阳性诊断太有信心。因为“超乎寻常的论断需要超乎寻常的证据”。
观点随事实改变，有胆有识，这就是贝叶斯定理的伟大原则。
人的正义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人的理性，只不过是为自己的感情服务而已，是先有了答案再去想办法找证据。
第二章 教育的秘密
高中的最根本目的并不是传授知识和培养人，而是把人分类。高中毕业后，一部分学生将进入著名大学，他们日后会有很大的机会获得一份高薪而体面的工作。一部分学生只能进入普通大学，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上不了大学。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社会挑选，但高中这一次可能是最重要的。高中，是个把人分类的机器。
哪怕是“谁来了都能干”的工作，企业也不希望“让谁都来干”，而希望员工都有一定的忠诚度和凝聚力，并愿意为此支付一个更高的工资。
我们在常识上认为教育强才能国强，所以“再穷不能穷教育”，但这可能是一种误解。
实际上如果你查看历史记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水平其实是在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腾飞以后才起来的。中国台湾地区1960年的识字率比菲律宾低，人均收入只有菲律宾的一半，如果教育决定经济增长，那么那时候的菲律宾应该比中国台湾地区更有增长潜力。然而事实却是现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是菲律宾的10倍。
根据这个研究，对聪明学生来说，上不上名校并不重要。你走这条路能成功，走别的路也能成功。这可能是因为社会足够复杂，而市场足够有效，以至于一次没被选中也无所谓。所以如果你有足够能力，没去成复旦大学去了中南大学并不影响你将来的收入。
早教军备竞赛的科学结论
早教真的能让你赢起跑线，但是你真的领先不了多久。
早教带来的早期优势会在1～3年内被冲刷掉，然后还可能会被逆转。
就提高学习成绩来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早教没用；在很多情况下，早教有害。早教，是拔苗助长。
补习班、考试和阶层的因果关系
所谓给孩子上补习班，什么私教课之类，就有点像是给作家升级了一套写作装备。
补习班几乎没用——就算有，也比公众所以为的，要小得多。
2013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插图]对韩国的补习班做了大量的研究，基本结论大约可以总结为三点：1.课外补习对差生最有效果；2.对数学和英语比较有效，对语文作用不大；3.补习的效果主要发生在初中阶段。上了高中以后，课外补习只在数学方面而且只对差生有一定的效果。
对这些数据的正确解读是，从统计意义上来说：1.学生的成绩反映了学生的智商；2.学生的智商继承于家长的智商；3.家长的财富和学历，反映了家长的智商；4.所以学生的成绩才会跟家长的财富和学历有关。
如果上补习班有用，富人还搞什么捐款和贿赂。
现在很多人说，以前中国有很多来自农村的考生能上北大清华，可是现在北大清华录取的大都是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这难道不是阶层固化吗？我认为不一定。以前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人才不能自由施展才华，很多高素质家庭并没有高收入——而现在是市场经济，高素质家庭很容易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很可能以前考上清华的所谓“穷人家孩子”，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穷人家”的孩子。
更科学的结论是，考试成绩只是反映了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是什么人，而不是他们花了多少钱。
原生家庭、天生智商、终身学习：到底都有多大用？
家庭、智商和终身学习，决定了一个人所属的层次。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桑德拉·斯卡尔(Sandra Scarr)就说：父母只要避免暴力、虐待，不要漠不关心即可，除此之外，父母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学教授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对1750年至2020年超过40万个英国人的统计研究发现，一个家庭上一代能留给下一代的，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遗传基因，一个是财富。别的东西，什么教育、社会关系、文化传承、理财心法……基本都没用。
从优秀到卓越靠的是什么呢？综合我的研究结果，我以为主要有两点。
第一，你得有内在驱动力。
第二，你得能理解和处理复杂的问题。
能把穷人变成正常人的教学法
近年来有好几个经济学家做实验发现，如果根据学习成绩和平时表现给学生发奖金——真金白银地直接发钱——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成绩和毕业率，似乎相当好使。不过这种做法很有争议，远远没有被大面积推广。
KIPP做了大量的实验去发现和总结哪些奖励好使，哪些不好使。其中一个重要发现是奖励跟惩罚一样，一定要给得快！这显然完全符合“刻意练习”的精神，得有即时的反馈：该表扬立即表扬，该批评立即批评……
心理学家最终给KIPP准备了七个目标品质：坚毅、自控、热忱、社交、感恩、乐观和好奇。
自控，是一种反人性的行为。它要求我们做“该做”的事，而不是“想做”的事。
一个有自控力的人生活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自控力是比想象力更为基本和行之有效的个人素质，是摆脱贫困的关键一步。中国的教育基础比美国好，可能恰恰得益于中国文化中从小就强调自控。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
Joe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课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美国学生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考试分数一样重要。跟小明刷G PA （平均学分绩点）一样，Joe刷课外活动的经验值也只不过是为了完成各种考核指标而已。
常青藤的本质，是美国上层社会子弟上大学的地方。
美国名校通常都有对低收入家庭孩子减免学费的政策，比如哈佛大学规定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学费全部免费，18万美元以下则最多只需交家庭年收入的10%。这是非常慷慨的政策，要知道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是18万美元，你已经比94%的美国家庭富有。但哈佛大学能用上这个减免政策的学生，只有40%——大部分哈佛大学家长的收入超过18万美元。
在斯坦福大学，接近一半的学生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这相当于在美国排名前1.5%的家庭收入），只有15%的学生家庭年收入不到6万美元（相当于在美国排名在56%的家庭收入，也就是一半以上的家庭收入比这个数字低）——这意味着前者家庭孩子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可能性约为后者的124倍。
耶鲁大学还有第三个录取渠道——凡巨额捐款者的孩子，一定可以被录取。
美国私立名校从来就不是为全体国民服务，而是为上层阶层服务的机构。名校之所以时常做出一些“公平”的努力，比如减免学费，优先录取少数族裔（不包括亚裔），仅仅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要为精英阶层补充新鲜血液，这样系统才能保持稳定；第二，只有公平，才能保住自己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免税资格。
如果名校不关心教育，那么它们关心什么呢？是声望，更确切地说，是资金。
在现代大学里，教授的最重要任务是搞科研而不是教学，因为好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提升学校声望，还能带来更多科研拨款。
我们前面说过哈佛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去了华尔街和咨询公司，其实这正是大学希望你从事的工作。
黑石集团的Steve Schwarzman向耶鲁大学捐款1.5亿美元，哈佛大学为此非常后悔，因为此君当初曾经申请了哈佛大学而没有被录取——所以有人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插图]说，哈佛大学应该用大数据的思维更科学地分析一下哪些高中生将来可能成为亿万富翁，可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总而言之，美国名校找到了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重要的东西是排名、科研、录取和校友捐款，教学根本不在此列。
美国人说的圣贤之道
Brooks说，每个人的天性其实都有两面，代表两种不同的追求。就好像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把人的思维分为系统I和系统II一样，Brooks把这两种追求分为亚当I和亚当II。亚当I追求成功：担任什么职位，取得过什么成就，有过什么重大发现，这些能写进简历里的、事关财富和地位的项目。亚当II则追求崇高：道德、品格、服务，追问人生的意义——那些你的简历里没有，但是在你的葬礼上会进入你的悼词的项目。
只有当你承认自己是有缺陷的，摆正谦卑的态度，你才有可能跟自己的弱点做斗争，才有可能去完善品格。
不好的情感冲动如果不加以遏制，不防微杜渐，就有可能形成正反馈，越来越大，乃至导致灾难。
他们不问我想干什么，他们问世界需要我干什么。他们不是用做事的方法来满足内心。他们是为了做成这件事，去不断打磨自己的内心。
中庸，是你要认识到不同理念、不同情感诉求、不同道德标准之间，必然有冲突。这些理念没有哪个是完美的，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消灭不了谁，矛盾永远存在。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各路派系集团永远都在互相斗争。
所以领导的艺术就如同在风暴中驾驶帆船：太往左偏了就往右调整一下，太往右偏了就往左调整一下。平衡永远是动态的。你就永远这么调啊调，这就是中庸之道。
在现代社会，这条路根本就不是给普通人准备的。普通人的上限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只要根据社会给你的设定，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对社会给你的各种经济学刺激做出合理反应就可以了。你左右不了世界，世界也不担心被你搞坏。
说英雄，谁是英雄
阶层比分数重要，因为各阶层的教学方法和培养目标完全不同。
普通工人阶层的学校强调遵守规章流程。整个教学充满死记硬背的机械式程序，学生几乎没有做选择和做决定的机会。
一般中产阶层的学校强调把事做“对”。有点像中国的应试教育，以学习材料为核心，要求学生必须理解这些材料——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解题，只要你能得到正确答案。
专业人士阶层的学校强调创造性和独立性。
到底什么叫“内卷”？
这就是内卷——向“内”演化，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其实都是几个固定模式的重复，没有能跳出模式的创造力。戈登威泽说，哥特式建筑艺术其实也是内卷。
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现在美国社会的两个大趋势已经变成了：第一，各阶层越来越不平等。第二，人们在心理上，仍然认为各阶层就应该是平等的。这两个趋势的矛盾，就是当前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朗普能被选上台，美国非得跟中国打贸易战，拜登想让制造业回美国，要搞基建，要发福利，都是为了这个矛盾。
突破辉格史观
巴特菲尔德认为辉格史观是作为胜利者的、现代的、我们的，执念。
辉格史把一切历史都写成当代史，是被今天的人“打扮的小姑娘”，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巴特菲尔德反感这种写法，他主张历史学家要学会用历史上的人的视角看历史。你说辉格党的自由主义是进步，放在当时可真不一定，保守有保守的道理。你要想理解岳飞，就得把自己想象成当年那个真正的岳飞。
害怕时候的勇敢才是真的勇敢。
如果想法挖掘越来越贵……
咱们中国人对未来最乐观。我们习惯了经济不断增长，我们习惯了每一代人的生活都比上一代人好，我们习惯了为未来投资都是值得的，我们习惯了科技改变生活，我们习惯了只要付出努力就能有相应的回报。但是你想过没有，世界没有义务是这样的。
人类因为技术进步而获得经济高速增长也就是最近这200年的事情，历史上的常态是，所有人辛辛苦苦地劳动也只能换来非常有限的财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是最近这40年的事情，而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常态是每年能涨个2%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长期看来，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力，只有技术进步。
这四位经济学家估计，育种方面的研究生产率大约每年下降5%，而农业整体的研究生产率每年下降3.7%。
医学研究的生产率，平均每年下降高达8%到10%。
美国制药业有个著名的“Eroom定律”——这个词是把摩尔定律的“Moore”反过来写，所以叫“反向摩尔定律”：从1950年以来，研发一种新药的成本，每九年翻一倍
要想打破边际效应递减的魔咒，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拓全新的领地。经济学家认为创新存在“S曲线”，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寻找新产品的“蓝海”，说的是同样的道理。
美国大学学费越来越贵，上4年大学花掉的贷款得一直还到40岁，转头一看名校毕业生一年收入不到10万美元，而没上大学的那个高中同学当卡车司机一年也有7万美元，这样的大学还值得上吗？上大学值不值，其实也是可以讨论一下的。
排位稀缺：富足时代什么最贵？
一位供职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公司的科技博客博主，Alex，最近提出一个有意思的概念[插图]，叫作“排位稀缺”。
排位稀缺可以分为三种。我们称之为“优越感”(Prestige)、“进入权”(Access)和“引导力”(Curation)。
优越感，代表能让你彰显比别人更高的“地位”的东西。比如满大街都是汽车，你要想突出出来，可能需要一辆高档的汽车。奢侈品的价值不在于使用，而在于发出正确的信号：我有钱，我不是一般人。所以奢侈品必须通过“限量”来保证自己的稀缺地位，有时候卖包的商家不是有钱就卖给你。
进入权，则是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给你某种特权的东西。比如你因为拿着头等舱的机票，或者因为是金卡会员，可以在普通乘客之前优先登机，这就是“特权”。
引导力，是给别人推荐什么东西，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的能力。中国新近流行的“网红带货”就是引导力的代表。
优越感+进入权=圈子(Proximity)
引导力+优越感=正统(Legitimacy)
引导力+进入权=勒索(Extortion)
平价的奢侈品
201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和其他人的没落》，作者是加拿大的一位政治记者，她有个中文名叫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方慧兰说，在当今这个时代要想成为巨富，有三个途径。
一个是你把控一个关键的位置或者资源，搞权力寻租。一个是像互联网新贵那样，抓住革命性的商业机会。这两个途径都不是你想走就能走的，前者需要你有背景，后者需要你正好赶上革命性的商业机会。第三个途径也很难，但是我看也许可以是普通人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成为“超级明星”。
管理得好的品牌会非常有节制地释放势能换取动能，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限产。明明有很多钻石，但是要一点一点地投入市场，确保不降价；明明铂金包供不应求，也要限价，不让暴发户随便买。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知道势能是很不容易建立的。
哈佛大学的名望是势能，哈佛商学院的营销是动能。方程式赛车是势能，民用跑车是动能。张艺谋策划奥运开幕式是势能，在各地搞《印象××》演出是动能。
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
投资带来增长这个理论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市场是无限大的。只有多数投资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能卖出去，不断投资才有意义。如果市场已经饱和，又没有新产品被发明出来，还投什么资？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投资刺激增长”显然是一个简单线性理论，在非线性条件下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