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第一部分 中国的崛起
我从李光耀那里为这位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取经，解决了最令人不安的中国发展走向的问题，即中国的巨变对于世界权力平衡而言意味着什么？李光耀的回答十分尖锐：“中国对世界平衡的改变是如此巨大，因此世界必须找到新的平衡。不可能假装只把中国当作一个世界舞台的较大参与者。中国是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如果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知道今天有多少中国共产党员穿着普拉达（Prada），他会说些什么。
中国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实践外交政策
中国在经济实力平衡方面拥有如此巨大的优势，以至于其他许多国家除了遵从中国的意愿之外别无选择，即让国际体系站在它们一边。
李光耀简明扼要地总结说：“中国由于其广阔的市场和不断增长的购买力，正在将东南亚国家纳入其经济体系中。日本和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它正在吸纳国家，却不必使用武力……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将非常难以对抗。”
第二部分 历史的教训
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到守成国的主导地位时，会引起严重的结构性压力
修昔底德找到了导致战争的三大主因：利益、恐惧和荣誉。
第三章 过去五百年
俾斯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利用“守成国综合征”的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利用夸大的恐惧、不安全感和对现状变化的恐惧来挑起鲁莽的反应。
第六章 中国想要什么？
与此相似，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挣扎求生。反思这些经历后，李光耀指出：“几乎没有掌握过权力的人以及那些一直远离权力的人，很容易把权力看得很神秘。”与他们相比，习近平学会了“忽略肤浅的东西：鲜花、荣耀和掌声”。正如他所言：“我看到了看守所，感受到了人情冷暖。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政治。
习近平非常自信中国能实现三大目标：保持经济奇迹，培养出热爱国家的公民，以及在世界事务中不再向其他国家卑躬屈膝
“使中国再次伟大”意味着：
●重回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这种地位是中国在西方入侵之前就享有的。
●加强对“大中华”地区的控制力。
●恢复中国历史上沿着边界以及毗邻海洋的影响力，从而使其他国家遵从中国，这种遵从一直是大国都有的追求。
●赢得其他大国在处理世界各种事务中的尊重。
费正清总结道，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包括三个关键原则：要求取得区域“支配地位”，坚持邻国承认并尊重中国固有的“优越性”，愿意使用这一支配地位和优越性来协调与邻国“和谐共存”。
“中国人往往认为他们所认为的对外关系与其内部倡导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有着相同的原则，是后者的外化。”
中华文明从深层上来说是一个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至上主义的文明，将自己视为所有有意义的人类活动的顶峰。“
按照新加坡国家领导人李光耀的观点，一个国家领导人必须“向他的人民描绘出他对未来的愿景，并将这一愿景转化为政策，说服人民这些政策值得他们支持，最后激励他们帮助他将此付诸实施”。
在勾勒出“中国梦”的大胆愿景之后，习近平积极地动员其支持者从四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实施这项极其雄心勃勃的议程：
●恢复党的活力，清除腐败，重建使命感，重新树立其在中国人眼中的权威。
●复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灌输他们做中国人的自豪感。
●设计第三次经济革命。习近平知道，为了维持中国历史上不可持续的增长率，这一革命将必然要求进行结构性改革，会带来政治上的痛苦。
●重组与重建中国军队，以便其能如习近平所说，“能打仗，打胜仗”。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他从20世纪80年代时就认识习近平，当时两人还都是低级政府官员）所说，习近平有着“深深的国家使命感，对国家有清晰的政治愿景”，而且“是非常在乎效率的人”。[插图]
在掌权后不久，习近平向他亲密的同僚们提出了一个反问：“为什么苏联会解体？”
传递给美国的信息：别管闲事
习近平还相信，“能打仗，打胜仗”（fight and win）的军队对于实现“中国梦”的其他方面至关重要。
1996年台海危机也给了中国军方一些经验教训。由于担心台湾正在走向“独立”，中国的“导弹试验”将台湾包含在内，威胁台湾经济所依赖的商业航运。对此，克林顿总统派出两艘航空母舰到达该地区。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在亚洲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部署。最后，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撤退。这件事在美国几乎没有引起多大波澜。但是在中国，它激起了百年屈辱的痛苦回忆，导致军方领导人发誓，要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避免这种侮辱再次发生。
习近平将腐败视为对军队的生存威胁，采取了大胆的措施，打击猖獗的贪污行为，其中包括买卖军衔。在这一旗帜下，习近平让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之前是自治的——权力中心再次完全对党负责。他取消了军队的四个总部。这次大调整将四个总部重组为十五个独立的机构，直接向中央军委报告，而习近平是中央军委主席。
第七章 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该文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不再是意识形态、经济或政治上的，而是文化上的
“文明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文化归类和最广层次的文化认同，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分。文明既是由那些共同拥有的客观因素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制度等界定的，也是由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定义的。”
根据亨廷顿的描述，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构成了“儒家文明”，而美国则融入了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群体，共同组成了“西方”文明。亨廷顿承认，“（文明之间的）界限很少是清晰明了的”，但仍然是“真实存在的”。[插图]
儒家文化反映了一种民族精神，它强化了“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力和利益的从属地位、共识的重要性、避免对抗、‘爱护面子’，以及普遍来说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的地位”。他指出这些态度与“美国对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的信仰”是不同的。而且，他强调美国人“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提倡制衡，鼓励竞争，并将人权神圣化”。[插图]
亨廷顿认为，中国对外事务的看法实质上是其内部秩序概念的延伸，二者都体现了儒家强调的通过等级制实现的和谐，其中中国的领导人居于等级顶端。正如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在亨廷顿看来，过往的记忆激起了“中国领导人和学生的广泛共识：美国试图从领土上分割中国，从政治上颠覆中国，从战略上遏制中国，从经济上挫败中国”[插图]
正如李光耀所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记录表明，当有一个强大的中心（北京或南京）时，这个国家就是和平的和繁荣的。当中心薄弱时，各省及其下属的县域则由少数军阀经营。”[插图]
中国人相信别人会尊敬他们，欣赏他们的美德，甚至试图模仿他们的行为。但是中国人并不试图让他们皈依这些价值。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国没有输出自己的信念，而是让其他人过来求之。中国人认为，只要承认中国政府的宗主权，邻国人民就可以从中国和中华文明的接触中获益。不予承认则是野蛮人。”[插图]
中国领导人也深深猜忌美国试图演变中国。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开创者，邓小平警告中国共产党的同僚们：“他们所谈论的人权、自由和民主，仅仅是为了维护那些强大的、富有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利用它们的力量去欺凌弱国，追求霸权主义，实行强权政治。
中国人在战略上则是有耐心的：只要趋势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他们就可以安静而耐心地等待问题的解决。
美国曾被称为“失忆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对他们来说，每天都是新的，每一次危机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与中国人的制度记忆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认识到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美国敦促其他大国接受“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似乎不过是美国人制定规则，其他人只是服从这一秩序罢了。
中国人追求的不是在一场决定性的战争中获胜，而是通过渐进的行动来逐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再次引用基辛格的话：“很少有中国政治家会冒一次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冲突风险；精心谋划多年更接近他们的风格。
2014年，陆克文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分别在中国展开了广泛的对话，他们对中国领导人惊人的“共识”持有相同观点。根据两位政治家的说法，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大战略涉及五大目标：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削弱中国、从内部分化中国以及破坏中国的领导力。正如陆克文所解释的，这些信念“来自中国的结论：美国没有，也永远不会接受中国政府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而且，根据陆克文的观点，这是建立在“一个极深的‘现实主义’的中国结论基础上的，即美国将永远不会放弃其作为具有支配地位的区域和全球大国的地位，并将尽其所能保持这一地位”。[插图]
第八章 走向战争
根据2016年兰德公司的研究，经过一年无核的严酷战争，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减少10%，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则可能降低35%——这与大萧条时的情形相当。
“面对苏联正在逼近的威胁，有说服力地表现出中国的勇气、决心和力量”。
“历史，”基辛格在他的第一本书中观察到，“是国家的记忆。”[插图]这种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国家决策。
第四部分 为什么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方法1：更高的权威可以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帮助解决对抗。
例如，2016年美国领导了大规模谴责中国的运动，指责中国全部驳回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关于推翻北京对中国南海主张的裁决。一些观察家认为，美国此举是伪君子的作风，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央情报局炸毁尼加拉瓜港口，企图推翻当地的桑地诺（Sandinista）政府时，华盛顿同样也拒绝接受国际法院的宣判。
方法2：国家可以被内嵌在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制度中，这些制度约束了历史上所定义的“正常”行为。
方法3：精明的政治家做应该做的事情，并能区分需求和欲望。
方法4：时机至关重要。
方法5：文化的共性有助于防止冲突。
方法6：除了核武器之外，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
方法7：“相互确保摧毁”战略（MAD）[插图]使全面战争变得疯狂。
方法8：超级核大国之间的热战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
一旦两个国家拥有无懈可击的核武库，热战就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两国必须在外交政策中将这一残酷的事实考虑进去。重要的事情需要重复一遍：我们是不可分割的连体婴儿。这意味着双方都必须妥协，即使它们会觉得无法忍受，但还是必须限制自己和盟友采取可能升级到全面战争的行动。
方法9：超级核大国的领导人仍然必须准备冒着打一场他们可能不会赢的战争的风险。
方法10：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加剧了战争的成本，也因此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
方法11：联盟可能是致命的吸引力。
方法12：国内的绩效表现是决定性的。
三个因素最重要：经济表现创造国家权力的子结构；治理能力让国家为达到目标调动资源；而国家的精神维持前两个因素。
第十章 我们该何去何从？
当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探索通往中国的开放之路时，没有人想到，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中国能构建出一个像美国一样强大的经济体。他们关注的重点在美国的对手苏联身上，他们的目的是扩大中苏在共产主义集团中的分裂。这一策略奏效了。但是当尼克松接近生命的尽头、反思事件的进程时，他向他的朋友和前演讲撰稿人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透露：“我们可能创造了一个科学怪物。”[插图]
在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后的35年里，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从美国经济规模的10%，飙升至2007年的60%，2014年美中经济规模同等，而如今则上升至115%。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23年，中国经济规模将比美国大50%。到204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经济规模的近3倍。[插图]这将意味着中国拥有三倍的资源用于影响国际关系。
为什么华盛顿拥有当今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力量呢？因为在过去的30年里，它在国防上的投入比所有竞争对手多几倍。2016年美国国防预算超过了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德国的国防预算总和。美国为什么能够主导并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则呢？虽然许多美国人都想夸耀是因为他们的智慧、美德或魅力，但事实是，国家的压倒性实力是决定性因素。
白宫应建立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类似于经济顾问委员会。[插图]它的第一个任务是回答关于中国崛起的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美中竞争是什么样的？
我们白宫历史顾问委员会应该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迎来我们现在所称的“中国挑战”的？
第三个问题是，外国利益相关者如何看待同样的事件演变？
李光耀评估了美国的“既接触又提防”策略，发现了两个致命的缺陷。首先，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它这样做，就会崩溃”。其次，将中国与德国和日本进行比较，忽略了后两者先在热战中被击败，之后被美国军队占领，并统治了一段时间，美国高级指挥官甚至制定了它们的宪法。相反，用李光耀的话来说，中国将坚持“作为中国被接纳，而不是西方的荣誉成员”[插图]。
结论
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是对的：我们的命运“不由星星决定，而在于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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