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征程》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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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的成功来自放权、让利和对外开放,但从本质上看,中国经济增长是执政党和人民群众数次破除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的结果。

从地方政府的立场来说,土地不但是一种政府收入的来源,也是撬动银行信贷资源的金融杠杆,这为地方政府运作其他项目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金。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资金,地方政府必须尽量抬高土地价格。由于土地价格最终会作为商品房的成本显示出来,因此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力去推高房价。

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说,其目标是保持整体经济运行的平稳,不要创造太大的投机空间。假如存在太大的投机空间,那么很多企业和个人会放弃主业,转而从事投机,这对经济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

从近代经济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崛起的经济体都是拥抱全球化的经济体,都是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进而进入全球的生产链,比如日本、韩国。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高地价的受益者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炒房者等群体,受害者则是企业和没有炒房的人等群体。中国的高地价实际上是以牺牲竞争力为代价的。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企业盈利下降,债务上升,这严重削弱了企业在支付供应商以及偿还其贷款方面的能力,盈利能力较低的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而且国企所获资金的成本多低于民企。

在外力的作用下,很多企业僵而不死,造成了对社会资源的浪费,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为什么经济学界和日本政府害怕通货紧缩呢?主要是因为通货紧缩会提高债务人的还债成本,同时提高债权人的收益,这是一种隐性的财富转移。在日本,最终债权人是广大的民众(储蓄者),而最终的债务人是政府和企业。

社保的缴费率那么高,能否降低一点?假如出现窟窿,我们首先可以依靠政府“节食”来解决问题。根据王小鲁的研究,2014年中国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是16.4万亿元,占了GDP的25%。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超过财政支出的25%。其次,我们还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根据国资委的数据,2015年年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192048.8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401378.2亿元。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国有企业是不包括金融企业的。根据公开资料,截至2014年,控股多家金融企业的中央汇金公司,其总资产为31882.12亿元,所有者权益为30275.84亿元,净利润为4978.95亿元。而中央汇金公司只是控制部分金融企业,中国还有相当部分的金融资产状况并未披露。看看国有资产的数据,也许你就会觉得降低社保缴费率并非那么困难。

笔者认为这些想法的背后有一个实质性的观点,就是改变目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长久以来,中国是一个重政府、轻市场的国家,政府拥有很大的权力,对市场则怀有深刻的不信任。但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体,无一不是让市场唱主角。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也说明,有序的国退民进是创造财富的有效路径。因此,要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实现中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政府需要深刻改革。

从政治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就是一个逐步国有化的过程,国有企业被认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柱石。但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决策者敢于打破这一局面,无疑又是一次自我革命。

人们现在对商品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

根据公开资料,2005—2015年,土地出让合同价款高达24.24万亿元。另据方正证券的研究,目前涉及房地产的税种一共有11个,其中5个税种为房地产行业所特有,6个涉及其他行业。2014年,与房地产相关税收合计(地方所得)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达27.82%,其中5个特有税种占比高达16.9%。除去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外,地方政府还将大量土地抵押给银行以取得贷款,这被称为地方政府的土地金融。这些巨大的收益使得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地方官员,都有极强的动力去维护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只不过是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经济、捞取好处的一个典型案例,类似的状况还有很多。实际上,中国经济中的诸多结构性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

中国真的到达了刘易斯拐点吗?

笔者认为不是,原因有四。

第一,中国农村仍有大量的劳动力尚未转移至城市

第二,自2004年以来招工难的主要原因不是剩余劳动力的减少,而是农业税的减免。

第三,中国存在大量的农民工,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转为市民。一旦经济形势出现变化,例如经济增速下滑,这些人随时可能回到家乡,由此增加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第四,中国有很多农民害怕迁移外地之后有可能失去在家乡的土地,而农民在城市中无法享受到与本地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土地对农民来说也是一条退路,因此有一批农民不愿进城打工。

因此,基于以上四点,笔者认为虽然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字在下滑,转移的劳动力也不像过去那么多了,但目前的招工难更多是体制造成的。只要打破这些体制的束缚,中国就会再次出现大量农民进城工作的现象,刘易斯拐点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目前有一个阻碍消费增长的因素,就是中国的社保缴费比例过高。社保本质上是一种税,国家拿走的越多,普通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就越少。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提供的资料,在中国,五险加起来大概是工资的40%,其中养老保险缴费率是28%,这个比例哪怕是在重税收、重福利的北欧国家,也没有一个超过中国的,以瑞典为例,其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是18%。社保和其他许多重要的公共政策类似,不是越多越好或越大越好,而是要把握住分寸。太少,最低保障就太低,有损社会公平;太多,缴费负担太重,有损经济效率。无疑,过高的社保缴费比例与我们提升居民消费占比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

我们真正要担忧的不是工资高了,而是过高的社保缴费对经济运行和消费增长的扭曲。

现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知识的积累和外溢可以有效地提高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而更细的分工则可以产生更为专业的生产知识。两者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生产率

大城市有更大的规模,容易产生更高的集聚效应。企业多,劳动力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同时也能提高生产的专业化程度。

中国在金融领域存在比较明显的金融抑制。政府动用行政手段直接参与或间接干预金融机构和市场的运作,使社会可贷资金廉价地流向各级政府以及一些机构和经济实体,这些机构和经济实体的目标一般是执行政府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

衡量民众福利的标准正是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消费越多,民众的福利越高,投资只不过是通过降低当前的消费去换取未来更多的消费的手段而已。

多年来,中国政府占据了很多本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经济学家吴敬琏将这种局面称为“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中国的改革闯关就是要管住这只“闲不住的脚”,将权力关入透明的制度之笼,建立一个有限、有效的政府。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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