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医源性损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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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在389名接受纽约市医生检查的儿童中,174名被建议切除扁桃体。剩下的215名儿童再次经过医生检查后,又有99名被认为需要手术。剩下的116名儿童又被带去看医生,其中52名也被建议做手术。注意,扁桃体炎的发病率的范围为2%~4%(今天,不是当时,而且那时候手术的风险比较高),每15 000名手术患者中就有一人会死亡,两相比较一下,你就可以理解这种医疗方式的收益和损害之间的平衡点了。

这个故事让我们见证了概率杀人的现象。对于每个遭受一场不必要的手术的孩子来说,你可能就此缩短了他的预期寿命。这个例子不仅让我们意识到了干预所带来的伤害,更糟糕的是,它展示了人类是多么缺乏在损益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意识。

扁桃体切除手术给那些实际上不必做手术的儿童带来了伤害,而这项手术给其他一些儿童带来的所谓康复的益处却被大肆鼓吹。这种净亏损或超过治疗益处的损害(通常被隐藏或延迟)被称为医源性损伤,从字面上来看就是“治疗师所造成的”损害,iatros在希腊语中是治疗师的意思。我们将在后文中指出,每次你去看医生并接受治疗,你就要承担治疗损害的风险,这与我们权衡其他利弊的方式一样:概率收益减去概率成本。

一个典型的医源性损伤的例子是:乔治·华盛顿总统在1799年12月死亡,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的医生使用了当时的标准疗法,包括放血(放掉5~9磅血),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或至少加速了他的死亡。

治疗师的伤害风险可不可以忽略,这取决于你如何衡量它,在青霉素诞生之前,药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弊大于利的,接受医生的治疗反而增加了你的死亡概率。但是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医源性损伤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知识的增长而逐步增加,在19世纪后期的某个时候达到高峰。感谢现代化:正是“科学的进步”,让诊所取代了家庭治疗,导致死亡率直线上升,当时的人们认为是染上了“医院热”—难怪莱布尼茨曾称这些医院是“死亡的温床”。死亡率上升的证据显而易见,因为所有的受害者都聚集到了一类地方:人们在这些医院中纷纷死去,而不进医院的人却能活下来。曾因遭受很大不公平待遇而出名的奥匈帝国医生伊格纳兹·塞梅尔维斯观察到,在医院死于分娩的妇女数量甚至高于在大街上分娩的妇女。因此,他将职业医生称为罪犯—他们也确实如此。那些导致患者死亡的医生不能接受塞梅尔维斯的言行,认为他的观察“没有理论依据”。塞梅尔维斯因而陷入了抑郁状态—无力阻止那些装作救死扶伤的职业医生谋杀病人,所以痛恨医院。最后,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并在那里去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死因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医院热”,一种他一直在警告人们警惕的疾病。

摘录于《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
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Nassim Nicholas Tal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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