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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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在早期,书籍和想法都具有反脆弱性,它们都因遭查禁而广为传播,借用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同时也是一位斯多葛学派作家)的话:“有了障碍物,烈火才烧得更旺。”这就是禁书的吸引力,它们在禁令面前显示出了反脆弱性。我在孩提时代读的格雷厄姆·格林的第一本书就是《权力与荣耀》,我选择它并非出于其他原因,只因它出现在梵蒂冈的黑名单中(也就是遭禁了)。同样的,十几岁时,我又如饥似渴地开始阅读美国作家亨利·米勒的书—他的主要著作一年内销售了100万册,这都是因为这些书在23个州内遭禁,《包法利夫人》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情况也是如此。

一本书遭到了批评,实际上说明它引起了真实的、毫不虚假的关注,表明它不是一本无聊的书,要知道,无聊是一本书最致命的缺陷。让我们想想安·兰德现象:她的书《阿特拉斯耸耸肩》和《源泉》被数百万人阅读,或者我们可以说,这本书的畅销多归功于那些粗暴阴损、试图抹黑她的评论。一阶信息关乎强度,所以重要的是评论家花了多少努力来试图阻止其他人阅读此书;或者用生活中更常见的例子来说,重要的是你花了多少工夫来贬损某人,而不是你具体说了什么。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人们读一本书,就告诉他们这本书被“高估了”,同时别忘了带上一些气愤的语调(要获得相反的效果,则采用认为书“被低估”的态度)。

我的曾外祖父尼古拉斯·戈恩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尽管树敌众多(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他的克星,我在塔勒布家族这边的高祖父),但是他却成功地长期把持政坛宝座,并大权在握。当我的外祖父,尼古拉斯·戈恩的大儿子开始从事行政工作,并有望从政后,他的父亲在临终前把他叫到面前说:“我的儿子,我对你很失望,”他说,“我从未听到外界对你的指责。你已经证明了自己根本无法激发别人对你的嫉妒。”

我们常看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即给我们带来最大利益的并不是那些曾试图帮助我们(比如提供“建议”)的人,而是那些曾努力伤害我们但最终未能如愿的人。

摘录于《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
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Nassim Nicholas Tal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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