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转基因食品将不被社会所接受?

塔勒布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由系统中积累的非对称风险引爆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普遍采取这样一种投资策略,就是看上去每年都有稳定收益,但实际上隐藏着爆仓出局的巨大风险。塔勒布把·这种行为叫做“压路机前捡硬币”。那为什么华尔街会采取这种风险极大的投资策略呢?这是因为,银行家们是按年度利润来抽取提成的,而爆仓风险要积累若干年才会发生一次。等到真的爆仓了,银行家也不会把往年到手的奖金吐出来,银行要倒闭了还有政府来兜底。这等于是“自己赚钱,公众买单”,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风险。

再举个更明显的例子。塔勒布说,一个商业银行主管曾经很得意地告诉他:“我只发放长期贷款,等贷款要到期的时候,我就远远地离开。”你看,这也是典型的“非对称风险”。

塔勒布指出,像这样的非对称风险在人类社会中很常见,这是触发黑天鹅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该怎样对抗非对称风险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说,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主要法律和宗教谕令,都是基于“对称性原则”,来对抗非对称风险,从而避免系统性毁灭。所以,非对称风险绝不只是关乎你的钱包的小事,而是关乎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大事。

如果你去过巴黎的卢浮宫,你可能会留意到一块黑色的玄武岩石碑,石碑上刻着人类社会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成文法,就是大名鼎鼎的《汉谟拉比法典》。那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王国留下来的。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条法令是这样的:“如果建筑师建造的房子倒塌了,并导致房屋主人死亡,那么建造房子的建筑师应该被处死。”还有一条法令是这样的:“如果建筑师建造的房子倒塌了,并导致房屋主人的儿子死亡,那么建造房子的建筑师的儿子,应该被处死。”

以今天的标准看来,这样的法令未免太简单粗暴;但塔勒布认为,这类法令恰恰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古老智慧,就是规避非对称风险。你想啊,建筑师和银行家一样,都是专业人士,他们最清楚整个系统中哪里可以隐藏风险。如果他们为了自己多赚钱而在其中动手脚,客户根本觉察不到。所以,建筑师必须要和房屋主人承担完全相同的后果,这样才能保证不会出现豆腐渣工程。

你可能看出来了,在银行家和建筑师的例子里,非对称风险是由经济学家常说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这是指,交易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掌握的信息更多,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有可能出现欺诈行为。这是人类社会中最常见的一类不对称风险。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一桌子人聚会吃饭,都用本地方言聊天。这时候来了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不会说本地话,只会说普通话。为了能让他听懂,结果一桌子人全部改用普通话聊天。这就是典型的“少数派主导”。

塔勒布在书里也讲了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次他参加烧烤聚会,碰到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犹太人,而且严格遵守犹太教规,只吃符合犹太教规定的食物。但塔勒布惊讶地发现,这个犹太人朋友在聚会上随意喝饮料,并没有任何禁忌。看到塔勒布一脸迷惑,这个朋友笑着解释说,这个聚会上的所有饮料都是符合犹太教规定的。他随手拿起一盒柠檬水,果然,在包装底部有个U型标志,表示这是符合犹太教规定的食物。

通过这件事,塔勒布才发现,其实在美国销售的几乎所有饮料,都是符合犹太教规定的,在包装上都有那个U型标志,只不过印得非常小,一般人根本不会去注意。那么问题来了: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不超过0.3%,为什么犹太教饮料会出现“一统天下”的局面呢?秘密就在于其中的不对称性:犹太人绝对不吃不符合犹太教规定的饮料,而非犹太人可以吃符合犹太教规定的饮料。商家为了避免单独区分犹太饮料与非犹太饮料的麻烦,干脆就把所有饮料都做成犹太饮料。

按照塔勒布的估计,只要人群中有3%~4%的顽固少数派,那么,最终整个群体的人都会服从少数派的偏好和选择。按照这个逻辑,塔勒布推断,转基因食品最终不会被社会所接受,因为只要人群中有3%~4%的人坚决抵制转基因,那么整个社会就不会接受转基因食品。

你也许会说,就算有“少数派主导”现象,也没什么不好啊,毕竟既照顾了少数派利益,多数人的利益也并没有因此受损,何乐而不为呢。错了!多数人的利益其实是受损的,只不过损失轻微,难以察觉。比如在饮料的例子中,多数人其实是被暗中剥夺了选择喝非犹太饮料的权利。

再举个更明显的例子,你就明白了。2005年时,美国市面上的食糖价格是全球市场上的2倍,因为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对进口食糖征收100%的关税,美国消费者每年要多花费20亿美元来买食糖。为什么这项法案可以通过呢?因为这会给美国国内的几家大型食糖生产商带来巨大利益,所以他们有足够的动力、愿意花大笔资金来游说国会。美国消费者虽然每年会为此多花20亿美元,但平摊到3亿人头上,每人每年也就多花7美元,不疼不痒,没人会为此向选民代表抱怨,实际上多数人根本不知道食糖进口税的存在。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少数派主导”的本质,就是由少数人获得收益,而把成本分担给大多数人。

塔勒布认为,要对抗不对称风险,最好的办法是执行一个规则,叫做“Skin in The Game”,这也是这本书的英文原名。这句话很难翻译成中文,有人建议译为“切肤博弈”,有人建议译为“实盘游戏”,还有人建议译为“入局”。总之,就是不能置身事外,而要切身投入到一项事业中,为自己的决策担当风险,承受损失。在这里,我采用万维钢老师的译法,把Skin in The Game翻译成“利益攸关”。

比如,对华尔街银行家来说,“利益攸关”就是要让他们自己拿出真金白银,和客户的资金绑在一起进行操作,那他们就决不会采用之前的投资策略来赚钱。对于干涉主义者来说,“利益攸关”就是要让他们自己把家搬到被干涉国家去,或者拿出一大笔钱在那里买一栋房子,想必他们在采取干涉行动时,会谨慎得多。

这并不是开玩笑,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对“利益攸关”原则的应用。比如,IBM的著名CEO郭士纳,他把IBM从破产边缘拉回来并成功转型。郭士纳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其中有一条规定:高级经理必须自己掏钱购买一定数量的IBM股票,才可以获得公司的股票期权。郭士纳相信,高级经理们只有自己真正投入了成本,才可能真正关切公司的命运。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在上任之初就从公开市场上买入了IBM的大量股票,这意味着,一旦他的改革不成功,这笔钱也就打水漂了。

再比如,国内的天使投资人江南愤青说,他在投项目的时候,要求创业者必须自己付出相应的成本,例如接受远低于市场水平的薪资、忍受很差的办公环境、承担各种资金缺口带来的潜在风险等等,不愿付出这些成本的创业者不值得投资。这其实就是用“利益攸关”原则来筛选创业者,过滤掉那些只想吃肉不愿挨打的投机分子。

江南愤青还建议创业者,要客观认识自己的项目。如果你是创业者,你去问周围的朋友,我这个项目到底好不好?绝大部分人会说好。而且越是关系一般的朋友,越会说你好。为什么呢?因为说你的项目好,就是一个字的事,他又没成本;而说你不好,还得给出一大堆理由,而且还让你不高兴,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所以,作为创业者,你不要问朋友自己的项目好不好,而要直接问,会不会给你的项目投钱,或者辞职跟你一起干?这时候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反馈意见。同样地,如果有投资圈的朋友向江南愤青推荐项目,江南愤青会问对方,你自己投不投?如果你投了,那我跟着投点儿;如果你自己都不投,我为什么要去投?

总之,如果一个人对一件事没有做到“利益攸关”,那么他对这件事发表的看法、提供的建议,很可能是靠不住的。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直觉。比如有朋友向我推荐股票,我会直接告诉他:别扯没用的,直接告诉我你买了哪只?但是,在面对所谓“专家”时,这里的专家是打引号的,我们却常常会忘记这一点:“专家”在做预测分析时,他是没有“利益攸关”的,你听他的分析最后赔了钱,只能自认倒霉。

好,刚才我们讲了,对抗非对称风险,最有效的办法是采用“利益攸关”原则。一个人只有真正投入成本、承担风险,才能避免“站着说话不腰疼”,他的意见才值得被重视。

都说“知识源于实践”,这似乎已经成了一句正确的废话,但我们却常常忘记这个道理。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巨人,叫安泰俄斯,他是大地女神的儿子。他仗着自己力大无比,经常滥杀无辜。但安泰俄斯有一个弱点:一旦他不能接触大地母亲,就失去了源源不断的力量。后来,另一位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专门练就了一招,用来对付安泰俄斯:他把安泰俄斯高高举过头顶,不让他接触地面,然后杀死了他。

你可以把故事里的安泰俄斯看成是“知识”,而把他的大地母亲看成是“实践”。一旦知识脱离了实践,就会变得虚弱,不堪一击。人类早就明白这个朴实的真理,但问题是,随着现代社会知识体系的膨胀,有能力把问题解释得头头是道的人越来越多,而凭亲身实践去真正理解问题的人却越来越少。这其实是知识的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悖论。那些坐而论道、夸夸其谈的专家,就好像是脱离了大地的安泰俄斯,是立不住的。

可以这么认为:我们从经济学家身上学到的,主要是如何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而不是如何赚钱;我们从人生导师身上学到的,主要是如何成为一名人生导师,而不是如何过好这一生。因为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人生导师,他们真正去亲身实践的,只是他们自己的这份职业,而不是他们告诉你的那些事情。

所以,塔勒布在书中引用一位古罗马哲学家的话:“说的人应该去做,做的人应该来说”。我们的古代先贤也有这样的教诲:“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换句话说,想要获得真正的知识,你就不能揣着手站在岸上吆喝,而必须“入局”,做“实盘游戏”,进行“切肤博弈”,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利益攸关”。这样获得的知识,才不是道听途说,才是真正属于你的知识。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模拟炒股时,自己分析得头头是道,收益也挺好;而一旦投入真金白银去炒,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这是为什么呢?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译者周洛华博士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相当精辟。

他说:“人类的决策过程主要是由激素推动的。知识、经验和理智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我们往往是在做出决定之后,再用智慧去寻找证据以便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在决策过程中,常伴有心跳加快、手心出汗、额头发冷和主观忽略部分事实等现象,这些都说明了包括肾上腺素在内的多种激素参与了决策过程。如果决策者本人不承担决策失误的风险和损失,他就不能身临其境地在压力下产生这些激素,也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段话充分表明,“利益攸关”是我们获得真知、正确决策的前提。不但如此,“利益攸关”还是我们获得反馈、从错误中学习的前提。没有“利益攸关”,没有被现实狠狠打脸,一个人就无法从他的错误中学习,因为“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人他错了,只有现实才能教育他”。如果站在系统的角度看,“利益攸关”可以淘汰掉那些犯错误的个体,这样才能实现系统的进化。

说到这里,就要提到“理性”这个概念。塔勒布认为,在“利益攸关”的前提下,鲁莽的行动会导致自己被淘汰出局,而真正的理性就是提高自己的生存几率,活下来。这与经济学定义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是不一样的。

比如,如果站在“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保持冗余是非理性的,因为它意味着资源闲置和效率低下。但是,保持冗余可以提高你的生存几率,比如人有两只眼睛,两个肺,两个肾,这种重复配置就是冗余,用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这是大自然的智慧,是真正的理性。

再比如,人们普遍具有一种“损失厌恶”的心理,就是对亏损的反应要比对收益的反应强烈得多。有这样一个游戏:你扔一枚硬币,扔到正面赢150元,扔到反面你会损失100元。现在问你,愿不愿意参加这个游戏?按照概率,这个游戏中你的预期收益是正的25元(150*50%-100*50%),你应该毫不犹豫地同意参加。

但实际上,很多人不愿意参加,因为失去100元的痛苦比赢150元的快乐还要大。这种“损失厌恶”的心理,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而且,人们还倾向于过分夸大罕见的风险,比如很多人在9·11事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坐飞机。这也被认为是典型的非理性行为。

然而塔勒布认为,如果站在提高生存几率的角度看,厌恶损失和夸大风险,恰恰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现实中的风险,与心理学家在实验室里设计的游戏有着本质性不同。实验室游戏是概率已知的,而现实中的风险是概率未知的;实验室游戏在理论上可以一直玩下去,不会出局,而现实中的风险一旦爆发,你可能真的会挂掉。这才是人们厌恶损失、夸大风险的真正原因。

这其实就是生活中最核心的非对称风险:如果一个策略有可能触发爆仓,那么,无论多么大的收益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塔勒布说,真正的理性,就是避免系统性毁灭。

摘自得到APP对塔勒布《非对称风险》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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