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勒布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由系统中积累的非对称风险引爆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普遍采取这样一种投资策略，就是看上去每年都有稳定收益，但实际上隐藏着爆仓出局的巨大风险。塔勒布把·这种行为叫做“压路机前捡硬币”。那为什么华尔街会采取这种风险极大的投资策略呢？这是因为，银行家们是按年度利润来抽取提成的，而爆仓风险要积累若干年才会发生一次。等到真的爆仓了，银行家也不会把往年到手的奖金吐出来，银行要倒闭了还有政府来兜底。这等于是“自己赚钱，公众买单”，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风险。
再举个更明显的例子。塔勒布说，一个商业银行主管曾经很得意地告诉他：“我只发放长期贷款，等贷款要到期的时候，我就远远地离开。”你看，这也是典型的“非对称风险”。
塔勒布指出，像这样的非对称风险在人类社会中很常见，这是触发黑天鹅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该怎样对抗非对称风险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说，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主要法律和宗教谕令，都是基于“对称性原则”，来对抗非对称风险，从而避免系统性毁灭。所以，非对称风险绝不只是关乎你的钱包的小事，而是关乎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大事。
如果你去过巴黎的卢浮宫，你可能会留意到一块黑色的玄武岩石碑，石碑上刻着人类社会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成文法，就是大名鼎鼎的《汉谟拉比法典》。那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王国留下来的。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条法令是这样的：“如果建筑师建造的房子倒塌了，并导致房屋主人死亡，那么建造房子的建筑师应该被处死。”还有一条法令是这样的：“如果建筑师建造的房子倒塌了，并导致房屋主人的儿子死亡，那么建造房子的建筑师的儿子，应该被处死。”
以今天的标准看来，这样的法令未免太简单粗暴；但塔勒布认为，这类法令恰恰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古老智慧，就是规避非对称风险。你想啊，建筑师和银行家一样，都是专业人士，他们最清楚整个系统中哪里可以隐藏风险。如果他们为了自己多赚钱而在其中动手脚，客户根本觉察不到。所以，建筑师必须要和房屋主人承担完全相同的后果，这样才能保证不会出现豆腐渣工程。
你可能看出来了，在银行家和建筑师的例子里，非对称风险是由经济学家常说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这是指，交易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掌握的信息更多，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有可能出现欺诈行为。这是人类社会中最常见的一类不对称风险。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一桌子人聚会吃饭，都用本地方言聊天。这时候来了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不会说本地话，只会说普通话。为了能让他听懂，结果一桌子人全部改用普通话聊天。这就是典型的“少数派主导”。
塔勒布在书里也讲了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次他参加烧烤聚会，碰到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犹太人，而且严格遵守犹太教规，只吃符合犹太教规定的食物。但塔勒布惊讶地发现，这个犹太人朋友在聚会上随意喝饮料，并没有任何禁忌。看到塔勒布一脸迷惑，这个朋友笑着解释说，这个聚会上的所有饮料都是符合犹太教规定的。他随手拿起一盒柠檬水，果然，在包装底部有个U型标志，表示这是符合犹太教规定的食物。
通过这件事，塔勒布才发现，其实在美国销售的几乎所有饮料，都是符合犹太教规定的，在包装上都有那个U型标志，只不过印得非常小，一般人根本不会去注意。那么问题来了：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不超过0.3%，为什么犹太教饮料会出现“一统天下”的局面呢？秘密就在于其中的不对称性：犹太人绝对不吃不符合犹太教规定的饮料，而非犹太人可以吃符合犹太教规定的饮料。商家为了避免单独区分犹太饮料与非犹太饮料的麻烦，干脆就把所有饮料都做成犹太饮料。
按照塔勒布的估计，只要人群中有3%~4%的顽固少数派，那么，最终整个群体的人都会服从少数派的偏好和选择。按照这个逻辑，塔勒布推断，转基因食品最终不会被社会所接受，因为只要人群中有3%~4%的人坚决抵制转基因，那么整个社会就不会接受转基因食品。
你也许会说，就算有“少数派主导”现象，也没什么不好啊，毕竟既照顾了少数派利益，多数人的利益也并没有因此受损，何乐而不为呢。错了！多数人的利益其实是受损的，只不过损失轻微，难以察觉。比如在饮料的例子中，多数人其实是被暗中剥夺了选择喝非犹太饮料的权利。
再举个更明显的例子，你就明白了。2005年时，美国市面上的食糖价格是全球市场上的2倍，因为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对进口食糖征收100%的关税，美国消费者每年要多花费20亿美元来买食糖。为什么这项法案可以通过呢？因为这会给美国国内的几家大型食糖生产商带来巨大利益，所以他们有足够的动力、愿意花大笔资金来游说国会。美国消费者虽然每年会为此多花20亿美元，但平摊到3亿人头上，每人每年也就多花7美元，不疼不痒，没人会为此向选民代表抱怨，实际上多数人根本不知道食糖进口税的存在。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少数派主导”的本质，就是由少数人获得收益，而把成本分担给大多数人。
塔勒布认为，要对抗不对称风险，最好的办法是执行一个规则，叫做“Skin in The Game”，这也是这本书的英文原名。这句话很难翻译成中文，有人建议译为“切肤博弈”，有人建议译为“实盘游戏”，还有人建议译为“入局”。总之，就是不能置身事外，而要切身投入到一项事业中，为自己的决策担当风险，承受损失。在这里，我采用万维钢老师的译法，把Skin in The Game翻译成“利益攸关”。
比如，对华尔街银行家来说，“利益攸关”就是要让他们自己拿出真金白银，和客户的资金绑在一起进行操作，那他们就决不会采用之前的投资策略来赚钱。对于干涉主义者来说，“利益攸关”就是要让他们自己把家搬到被干涉国家去，或者拿出一大笔钱在那里买一栋房子，想必他们在采取干涉行动时，会谨慎得多。
这并不是开玩笑，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对“利益攸关”原则的应用。比如，IBM的著名CEO郭士纳，他把IBM从破产边缘拉回来并成功转型。郭士纳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其中有一条规定：高级经理必须自己掏钱购买一定数量的IBM股票，才可以获得公司的股票期权。郭士纳相信，高级经理们只有自己真正投入了成本，才可能真正关切公司的命运。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在上任之初就从公开市场上买入了IBM的大量股票，这意味着，一旦他的改革不成功，这笔钱也就打水漂了。
再比如，国内的天使投资人江南愤青说，他在投项目的时候，要求创业者必须自己付出相应的成本，例如接受远低于市场水平的薪资、忍受很差的办公环境、承担各种资金缺口带来的潜在风险等等，不愿付出这些成本的创业者不值得投资。这其实就是用“利益攸关”原则来筛选创业者，过滤掉那些只想吃肉不愿挨打的投机分子。
江南愤青还建议创业者，要客观认识自己的项目。如果你是创业者，你去问周围的朋友，我这个项目到底好不好？绝大部分人会说好。而且越是关系一般的朋友，越会说你好。为什么呢？因为说你的项目好，就是一个字的事，他又没成本；而说你不好，还得给出一大堆理由，而且还让你不高兴，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所以，作为创业者，你不要问朋友自己的项目好不好，而要直接问，会不会给你的项目投钱，或者辞职跟你一起干？这时候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反馈意见。同样地，如果有投资圈的朋友向江南愤青推荐项目，江南愤青会问对方，你自己投不投？如果你投了，那我跟着投点儿；如果你自己都不投，我为什么要去投？
总之，如果一个人对一件事没有做到“利益攸关”，那么他对这件事发表的看法、提供的建议，很可能是靠不住的。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直觉。比如有朋友向我推荐股票，我会直接告诉他：别扯没用的，直接告诉我你买了哪只？但是，在面对所谓“专家”时，这里的专家是打引号的，我们却常常会忘记这一点：“专家”在做预测分析时，他是没有“利益攸关”的，你听他的分析最后赔了钱，只能自认倒霉。
好，刚才我们讲了，对抗非对称风险，最有效的办法是采用“利益攸关”原则。一个人只有真正投入成本、承担风险，才能避免“站着说话不腰疼”，他的意见才值得被重视。
都说“知识源于实践”，这似乎已经成了一句正确的废话，但我们却常常忘记这个道理。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巨人，叫安泰俄斯，他是大地女神的儿子。他仗着自己力大无比，经常滥杀无辜。但安泰俄斯有一个弱点：一旦他不能接触大地母亲，就失去了源源不断的力量。后来，另一位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专门练就了一招，用来对付安泰俄斯：他把安泰俄斯高高举过头顶，不让他接触地面，然后杀死了他。
你可以把故事里的安泰俄斯看成是“知识”，而把他的大地母亲看成是“实践”。一旦知识脱离了实践，就会变得虚弱，不堪一击。人类早就明白这个朴实的真理，但问题是，随着现代社会知识体系的膨胀，有能力把问题解释得头头是道的人越来越多，而凭亲身实践去真正理解问题的人却越来越少。这其实是知识的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悖论。那些坐而论道、夸夸其谈的专家，就好像是脱离了大地的安泰俄斯，是立不住的。
可以这么认为：我们从经济学家身上学到的，主要是如何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而不是如何赚钱；我们从人生导师身上学到的，主要是如何成为一名人生导师，而不是如何过好这一生。因为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人生导师，他们真正去亲身实践的，只是他们自己的这份职业，而不是他们告诉你的那些事情。
所以，塔勒布在书中引用一位古罗马哲学家的话：“说的人应该去做，做的人应该来说”。我们的古代先贤也有这样的教诲：“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换句话说，想要获得真正的知识，你就不能揣着手站在岸上吆喝，而必须“入局”，做“实盘游戏”，进行“切肤博弈”，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利益攸关”。这样获得的知识，才不是道听途说，才是真正属于你的知识。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模拟炒股时，自己分析得头头是道，收益也挺好；而一旦投入真金白银去炒，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这是为什么呢？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译者周洛华博士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相当精辟。
他说：“人类的决策过程主要是由激素推动的。知识、经验和理智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我们往往是在做出决定之后，再用智慧去寻找证据以便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在决策过程中，常伴有心跳加快、手心出汗、额头发冷和主观忽略部分事实等现象，这些都说明了包括肾上腺素在内的多种激素参与了决策过程。如果决策者本人不承担决策失误的风险和损失，他就不能身临其境地在压力下产生这些激素，也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段话充分表明，“利益攸关”是我们获得真知、正确决策的前提。不但如此，“利益攸关”还是我们获得反馈、从错误中学习的前提。没有“利益攸关”，没有被现实狠狠打脸，一个人就无法从他的错误中学习，因为“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人他错了，只有现实才能教育他”。如果站在系统的角度看，“利益攸关”可以淘汰掉那些犯错误的个体，这样才能实现系统的进化。
说到这里，就要提到“理性”这个概念。塔勒布认为，在“利益攸关”的前提下，鲁莽的行动会导致自己被淘汰出局，而真正的理性就是提高自己的生存几率，活下来。这与经济学定义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是不一样的。
比如，如果站在“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保持冗余是非理性的，因为它意味着资源闲置和效率低下。但是，保持冗余可以提高你的生存几率，比如人有两只眼睛，两个肺，两个肾，这种重复配置就是冗余，用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这是大自然的智慧，是真正的理性。
再比如，人们普遍具有一种“损失厌恶”的心理，就是对亏损的反应要比对收益的反应强烈得多。有这样一个游戏：你扔一枚硬币，扔到正面赢150元，扔到反面你会损失100元。现在问你，愿不愿意参加这个游戏？按照概率，这个游戏中你的预期收益是正的25元（150*50%-100*50%），你应该毫不犹豫地同意参加。
但实际上，很多人不愿意参加，因为失去100元的痛苦比赢150元的快乐还要大。这种“损失厌恶”的心理，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而且，人们还倾向于过分夸大罕见的风险，比如很多人在9·11事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坐飞机。这也被认为是典型的非理性行为。
然而塔勒布认为，如果站在提高生存几率的角度看，厌恶损失和夸大风险，恰恰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现实中的风险，与心理学家在实验室里设计的游戏有着本质性不同。实验室游戏是概率已知的，而现实中的风险是概率未知的；实验室游戏在理论上可以一直玩下去，不会出局，而现实中的风险一旦爆发，你可能真的会挂掉。这才是人们厌恶损失、夸大风险的真正原因。
这其实就是生活中最核心的非对称风险：如果一个策略有可能触发爆仓，那么，无论多么大的收益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塔勒布说，真正的理性，就是避免系统性毁灭。
摘自得到APP对塔勒布《非对称风险》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