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总论 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没有共同富裕，社会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如果贫富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由于富裕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大量的低收入人群缺乏购买力，那么经济运行会出现消费不足、投资过剩。同样，如果出现阶层固化，富人的后代会躺平，因为不用干活也能躺赢；穷人的后代也会躺平，因为穷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停滞、撕裂甚至动荡，整体经济循环就会陷入低效率均衡。共同富裕就是要跳出这种低效率均衡，形成多数人群收入达到中等富裕水平，呈现纺锤型收入分配结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代际社会流动渠道比较畅通。
1.要统筹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这两件事
共同富裕包含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这两件事不可偏废。
如果不继续把蛋糕做大做好，只把蛋糕分来分去，那么蛋糕就会越分越小，最后不会共同富裕，只会共同贫穷。
2.要循序渐进，逐步实现
实现共同富裕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如能在2035年左右实现中等收入人群翻番、低收入人群减半、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共同富裕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3.要缩小差别，但不搞平均主义
共同富裕的原则并不是消灭差别，变成无差别。
4.要体现共同劳动、共同创造
5.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
事实上，尽管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长期存在的三大差别——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行业差别仍然较为突出。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将这三大差别背后的收入差距即东西部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范围内。
1.缩小东西部收入差距
西部最落后的甘肃省（人均GDP约3.4万元）与东部最富的上海市（人均GDP约15.9万元）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上海是甘肃的近5倍。
2.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深化农村“三块地”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中国农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97%的年收入来自劳动收入，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而城市居民的房产、股票等各种财产性收入，可能占整体收入的50%以上。
（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动农民工进城落户
城乡户籍制度的差异形成了两种制度，农民哪怕在城里打工10年、20年也无法落户城市。城市居民普遍享有的住房、养老、医疗、教育和就业等社会保障，农民工并不享有。
（3）随着土地和劳动力这两类生产要素城乡流动的障碍逐步消除，资金要素也会逐步流向农村
3.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我国现阶段一些行业收入畸高，突出表现在三个行业，即金融业、互联网和房地产。
中国现在有4550家上市公司（截至2021年11月12日），其中金融业的上市公司有40家左右，包括20多家银行，还有一些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这些金融企业一年的利润占整个中国4550家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的50%左右。剩下4000多家来自工商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上市公司的利润总和与金融业上市公司利润占的比重大体相当
金融行业的高门槛和牌照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这些行业获得了超额收益，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因此获得了超过其能力和贡献的超高收入。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壮大，在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同时，为广大中小企业开拓了新的营销渠道，但也出现了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问题。
正确的做法是先要在源头上做到相对平衡，即加大反垄断力度，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市场有效竞争。要针对其业务模式的不同特点提出监管的思路，特别是要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利用信息和数据优势涉足民生和金融领域的监管，有序引导其逐步剥离有关业务。
建议短期内以稳为主，适当调整紧缩政策；同时，着眼长远，通过调整个人住房信贷政策、大力发展租赁住房市场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处理好三大分配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其中，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二次分配讲公平兼顾效率，三次分配讲自愿、讲道德。
这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是：一次分配是基础，二次分配是关键，三次分配是配套和辅助补充。
一次分配讲效率不仅仅是按劳动来分配，而是一种包括要素在内的多样化的分配方式。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资本市场做好一次分配。
如果能够进一步拓宽社保资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渠道，我国资本市场的长期资本就会增多，广大老百姓也可以在股市成长中受益。
二次分配则由政府主导，是直接由政府推进的分配，讲的是公平，是整个分配关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二次分配包括政府制定的税收、社会保障的“五险一金”以及转移支付三个方面。
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
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率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
想要解决平衡性的问题，还需要统筹国际竞争的考虑，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财富流失。
三次分配主要指自愿性质的捐赠。
第一篇 共同富裕的战略重点
共同富裕是生产力有较大发展条件下的产物，它不可能同低生产力水平并存。
蛋糕小，无论怎样分配，都离不开贫困，只有先把蛋糕做大了，再以合理的方式进行分配，才有希望使每一个人所得到的份额较大，共同富裕才可能成为现实。
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只能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只可能在合理确定消费与积累之间的比例的条件下得以实现，只可能通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先富帮助后富的方式逐步实现。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无论是一部分地区的富裕还是一部分人的富裕，都是指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致富。
即使对于共同富裕，也不能用狭隘的、平均主义的眼光来看待。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同富裕的第一种含义是指：尽管有先富后富之分，但所有劳动者与过去相比，收入都提高了，都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共同富裕的第二种含义是指：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即使是按劳分配的收入、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得到的收入，也不至于差距过大。
市场在收入调节方面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市场本身缺乏一种可以缩小人们收入差距或避免人们收入差距过大的机制。
转换低收入地区的经济运行机制通常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第二，要逐步解决低收入地区资源价格偏低，以及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偏高的问题。
第三，要建立适合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系统，政府要善于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可以采取的收入分配“事前调节”措施，至少有下列五项。
第一，对个人从事股票投资的“事前调节”。
第二，对个人雇工经营的“事前调节”。
第三，对个人承包、承租收入的“事前调节”。
第四，关于工资标准的“事前调节”。
第五，关于兼职收入的“事前调节”。
迈向共同富裕的三大途径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
第二，要保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
第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叠加发力。
2020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4549元，是中等收入群体下限水平。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比原来想象的多，老龄化程度比原来想象的高。目前65岁及以上人口高达1.9亿人，60岁以上人口高达2.6亿人，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后备军。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讲道，经济增长会跨越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第四个阶段是财富驱动。波特认为，在前三个阶段，经济增长都是上行的，而到了财富驱动阶段，经济增长是减速的，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停滞。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过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当下需要做的，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覆盖面和普遍性
一是浙江以其市场主体多元性、较为突出的科技创新能力、为人称道的社会治理水平为基础，在构建推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上先行先试。
二是北京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创建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
三是广东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要抓手，以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为重点工作，让共同富裕更可感知、可拥抱、可获得。
四是江苏着力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不断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第一，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
第二，学会用好三方机制协调，积极推进劳动集体合同。
第三，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
第四，千方百计改善农民的收入预期。
第五，继续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围绕“两高三均衡”推进共同富裕
多渠道增加收入，实现高品质生活
“提低”就是多渠道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不断拓展增收渠道，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扩中”就是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等为重点
“调高”就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走通“先富共富”之路
客观地了解、分析邓小平的这一思路，需要如实地摆明如下认识框架，进一步廓清其中关键性的基本逻辑和战略思维要点。
第一，在总体思路框架中，邓小平追求的战略目标在其归宿上，是确切无疑地与“三步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体化的共同富裕。
第二，在实现战略性目标的路径和演变过程中，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为摆脱贫穷，不可能让拥有十几亿人口、区域差异悬殊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二元经济体——中国，齐头并进地一起脱贫而同时走向富裕。
第三，在由“先富”走向“共富”的政府作为和时段把握方面，邓小平有明确的认识与意见。他的看法是：“先富共富”的倒U曲线我们并不能坐待其自然而然形成，领导决策和政府能动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在新的起点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为拥有全球最大人口规模的中国，如期达到全面小康已成现实：总量上中国的GDP（折为人均）在2010-2020年翻了一番。
第一，这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在“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中如愿达到一个重要中间节点。
第二，这意味着中国为全世界的减贫事业和全人类的物质文明提升，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
第三，这意味着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望在新的起点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未来10年左右时间内经受住历史性考验而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
第四，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中国为什么行”做出进一步和比较全面的总结。
第五，这也意味着我们将更清楚地认识中国现代化之路上“行百里者半九十”、承前启后奋力拼搏进取的要领。
走通“先富共富”之路的基本原则
1.以合理的收入分配激励创业创新
2.承认各要素的贡献，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3.在“倒U曲线”前半段适当允许、容忍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要主动施加调节，遏制“两极分化”
4.以“阳光化、鼓干劲、促和谐、扶弱者”为要领，运用系统工程思维构建分配制度体系
5.以改革有效制度供给为龙头带动分配制度、政策体系动态优化
从增长到均衡的战略调整
发展的重心转移：从增长到均衡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大致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之初到1990年，主要任务是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为1991年到2000年，目标是使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第三阶段为2001年到2020年，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整体脱贫）；第四阶段为2021年到2035年，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五阶段为2036年到2050年，实现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近年来，针对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再平衡”政策措施，具体包括6个方面。一是农村发展战略，如“村村通公路”（基础设施）、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战略）、脱贫攻坚战略（消除绝对贫困）等。二是生态环境战略，如在国内倡导节能减排，在国际上签署《巴黎协定》，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等等。三是弥补民生短板，如城市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经济适用房建设、公共租赁房建设等）、智慧城市建设（智慧生活、智慧服务）等。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如推动以上海自贸区为首的自贸试验区建设，实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化，出台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等。五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六是支持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1.复合型发展的挑战
2.全球化的挑战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个简洁有力的公式：资本收益率远大于经济增长率。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一个国家采取包容性制度还是榨取性制度，决定着国家的成败。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2015年中产阶级在美国成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有50%；而在1971年，这一比例为61%。这些数据说明，美国已经从橄榄型社会走向哑铃型社会，不稳定性显著增加。
3.改善收入分配机制，打造中国版福利国家的挑战
单一的市场机制容易产生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
应确立工会为集体谈判代表，并推动形成民主的企业治理机制。
在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中，需要通过灵活有力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让更多人有机会增收致富。
政府需要进一步强化公平公正的二次分配政策，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
1.在动态治理视野下，持续推进反贫困政策
2.警惕资本陷阱：产业资本化运作和垄断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2020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必要性。
需要明确的是，互联网企业利用资本优势和流量优势（市场垄断地位）攻城略地，在各领域低水平扩张，后果很严重。
一是埋头搞创新的企业会越来越少。
例如，互联网巨头在嗅到新的商机时，便会迅速复制相似的技术或商业模式，排挤新企业的进入，挤压小型创业企业的成长空间，或者干脆进行资本收购（恶意收购）
二是导致分配格局恶化。
比如，农村电商固然可以促进农产品销售，但是利润分配中获利最大的是平台企业，而不是农户
在企业中，员工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且不论那些没有与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外卖员，即使是正式员工，也经常处于“996”的高压状态下，因而被戏称为“IT民工”。
三是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就社区团购而言，互联网巨头涌入后，社区菜场摊贩、小店主的生计面临考验。更严重的是，互联网巨头一旦布局成型，他们要抢占的就不只是菜贩手中的蔬果，还有社区商店经营的日用品，甚至家电产品等。就业是基本民生保障，是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因素。
必须高举“反垄断”大旗，斩断互联网巨头运用资本攻城略地的野蛮生长链条，倒逼它们反思创新之路，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3.教育体制改革：学业减负和教育资源均衡化
我们必须反思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中国各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发展差距，“小镇少年”的学习条件和生活压力是“城市少年”难以想象的
其二，“刷题”是中国应试教育的法宝，它与创造力所需要的好奇心、热情和独立思考能力相去甚远。
其三，“小镇少年”在城市站住脚相当不易，因为缺乏广泛的人脉、活络的社交能力以及广阔的视野，他们最后能达到的境界也较为有限。
“小镇少年”代表的是中国年轻人的大多数，社会能给他们多大的发展空间，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藏富于民的浙江模式的启示
浙江不是GDP总量领跑全国的大省，却是藏富于民的典范，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
浙江模式的成功在于民间首创精神和有为政府的紧密结合，两者缺一不可。
第二篇 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
国家并没有打击资本的意图。那为什么会提出“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资本有三个基本定义。第一，资本是逐利的，是追求利润和利益的。资本不逐利，就不能称为资本。第二，资本是人格化的，如国有资本、民营资本等。第三，资本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既可能与国家的宏观政策相吻合，也可能与之相对立，或者说二者是不协调的。前者即“资本的有序运行”；反之，当这种不协调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称为“资本无序扩张”。所以，判断资本的运行是有序还是无序，主要指标就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任何企业在逐利的过程中，都要注意与国家的宏观政策相协调。
1.“资本无序扩张”的主要领域
当前，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资本的无序扩张？大家注意，它所指的并不是整个经济形势，而仅限于资本在五个领域的无序扩张，是有所指的。具体这五个领域包括：
（1）房地产行业
（2）教育行业
（3）娱乐圈
（4）互联网产业
（5）互联网金融
2.引导资本补产业链短板
我们的短板是什么呢？有五个方面非常明显。
（1）高端发动机
（2）新材料领域
（3）数控机床
（4）生物医药和医疗设备
（5）信息硬件
因为目前存在这五大短板，所以国家希望更多的资本能够进入这些领域，一起来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但是，有人赚了钱之后并不想进入这些领域，只想着垄断、赚快钱、收割中小企业和消费者。资本因为没有进入所需要的领域，所以被称为无序扩张。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资本无序扩张”这个提法，这不是在打击资本，而是要顺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从国家的短板领域发力，助力中国经济的发展。
国内经济循环一方面靠投资，一方面靠消费，这是国内经济的两个主体，其中的重点是消费。消费在中国未来的增长贡献率能达到60%，用以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经济能不能实现持续增长，关键要启动国内的消费。
德国同样签署了《广场协议》，但德国没出现问题。
中国应如何化解金融风险呢？
1.财政政策稳杠杆
2.货币政策适当回调
3.金融相关的七项内容
（1）解决银行体系问题
其一，过高的呆滞坏账率。
其二，部分银行难以继续运转，处于破产的边缘。
国家接管的三家银行，对包商银行的接管已近尾声。其中的处理原则有三条：第一，保证存款人利益，包商银行的存款基本上都兑付；第二，银行的创办者和股东利益受损，所以，包商银行以破产处理；第三，如果银行创办股东的钱不够，那就是大额存款利益受损。我估计，未来银行出问题，都会依据这三条原则处理。
（2）控制非银行金融机构
（3）重点监管债券市场
（4）股市
（5）外汇
（6）严控房地产
（7）互联网金融
我们重申，金融利用科技也不是科技，它还是金融；互联网技术应用于金融也不是创新，而是通用技术。
经济治理框架的三大转变
中国的决策层开始把经济治理的重点从实现以增长优先的小康社会阶段转向共同富裕阶段，力图平衡增长和安全。
这里的安全指什么？安全包含了三层意思。
一是社会安全
二是数据安全
三是产业链的安全
在一定意义上，这三大安全比增长还重要，这是从2020年下半年以来整个经济治理体系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也意味着平衡增长与安全已经提上了日程。
这种框架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我们列出了三个R，即再平衡（rebalancing）、再估值（reassessing）和投资重置（resetting）。
第一，再平衡，意味着中国在整个蛋糕继续做大的过程中更重视蛋糕的分配，对劳动者会越来越倾斜和有利。
第二，再估值，很多过去被认为爆发式增长的所谓“黄金赛道”的行业和商业模式，如果它们加剧了社会焦虑和贫富差距，或者和数据安全、产业链自主、碳达峰的目标相抵触，具有“负外部性”特点，那么这些行业和商业模式未来还会继续遇到新的强势监管举措。
第三，投资重置，全球的商界、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要重新衡量与中国相关的投资。
在整个全球配置中国的资金中，大家比较关注一个指数——MSCI中国指数（也称为“大摩明晟指数”），这个指数是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包括在境外上市）编制的加权，互联网公司占了一半的比例，即接近50%，但高端制造业、新能源产业链、半导体产业链等加起来不到15%。这已经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很不匹配。
当前经济治理框架的三大转变：一是实现小康社会后，追求共同富裕的自然过渡；二是逆全球化寒流，中美关系变迁；三是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速。
第一，过去8年间，中国决策层反复强调的大目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全面脱贫。
根据决策层的长期纲领，下一阶段就是共同富裕阶段。
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一个目标、三个抓手”。“一个目标”就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以浙江为例，中等收入人口在浙江总人口中的比重要达到80%。也就是说，再平衡经济蛋糕的分配，将更有利于普通劳动者——现在浙江劳动者在GDP的分配里所占比例大概是47.8%，2025年的目标是要把这个比例提升到50%以上。“三个抓手”就是财政转移支付、社会安全保障和企业社会义务。
关于共同富裕的纲领，讲到更多的是怎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即家庭年收入在10万到60万元之间的群体规模，将来这一群体要提升到占整个人口金字塔的大部分，呈现一个橄榄型的收入结构。
我们看到浙江省在发布共同富裕纲领时，特别强调和明确阐明，共同富裕不是追求均等的富裕，而是要继续容忍收入和财富水平的差异，来保护好私营企业的积极性。
第三个大背景，中国2020年进行了第七次人口普查，2021年公布了普查数据，这次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老龄化的速度比此前预料的还要快，这也反映了各种社会问题的困扰。
第四个大背景是，2021年，从德国到英国，从中国郑州到美国加州，各种极端天气频现，这反映了在全球变暖、碳排放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政府应对环境持续的压力，也对中国的能源架构敲响了警钟。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近期关于金融科技、互联网平台，甚至包括加密货币以及对碳排放、校外培训的监管举措，看似东打一棒、西打一锤，实际上都是治理框架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监管举措都是在试图给新经济堵漏洞、补短板、稳杠杆，增强社会公平、数据安全和产业链自主。
中国新阶段的治理重点不言自明：重新平衡企业盈利和劳动者报酬在分配中的比例，督促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维护数据安全和产业链自主。
以下通过总结六大行业在过去20年出现的监管周期变化，来揭示这三大共性。
第一个共性，先发展后监管。
第二个共性，监管周期的收紧有迹可循。
在早期预警中包含了如下一些信息：下一步要不要出新规的讨论意见或起草意见，官方最后是否出台这个意见稿，并开始实施，最终阶段官方还会释放出一个政策效果，即已经达成的信号。所以监管存在一个完整的周期。
第三个共性，在监管落实的过程中，可能会看到市场与政府的一些积极互动，有时需要灵活调整步伐，才能有利于新监管框架的顺利实施。
现在监管框架转向实现社会公平、产业自主和数据安全，持续的时间也不是半年或一年，而是长期框架的转变，对经济、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就更为深远。总的来讲，容易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环境污染加大、威胁数据安全的一些商业模式，今后几年会受到进一步监管的约束，比如对大数据、科技企业、平台经济以及对房地产的管理，看起来会继续强化；相反，跟国家战略方向比较一致的行业，比如在硬件科技行业实现自主化，在网络安全行业进行更多的投资，在创新医药行业继续支持生物科技和生物医药，在国产大众消费品品牌上持续投入，在教育层面的职业培训上提供支持，以及在新能源的产业链发展上，都仍然有望在新的监管框架之下获得政府的支持。
MSCI中国指数，是衡量中国配置的一个最重要的国际指数，它可能会面临巨大的重新配置。
在目前的MSCI中国指数里，互联网占50%，而世界上另外一个互联网经济很发达的国家美国，也有一个衡量整个上市公司的指数，那就是美国标普500指数。在该指数中，互联网的权重不到15%，可见中国的这个比例显然过高了。
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会造成储蓄率明显下降。储蓄率下降的大背景下，中国会越来越需要国际资本。
大家知道在新的监管框架下，只要沿着这个规则发展，就要关注三大信号：一是对数据企业开展的新一轮数据治理审查，什么时候完成；二是完成审查之后，企业是否可以赴境外上市，是否对此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制度；三是关于现在互联网巨头平台企业，关于外包员工、第三方员工的福利，具体怎么做，反垄断将出台哪些具体解决方案，这些要更清晰化。
总的来说，下一步投资中国还是充满了机遇。我总结了中国要应对的“三D挑战”——人口老龄化（demographics）、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碳中和（decarbonization）。这些都需要新的投资周期和机遇。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35岁以下的人口数量在未来10年会急剧缩减，差不多会缩减6500万人左右，即整个35岁以下缩减的人口会相当于今天英国的人口。同样想提升的是55岁以上的相对中老龄人群，这一群体是“前浪”，“前浪”的人口数量在未来10年将增加1.25亿，相当于增加了整个今天日本的人口。而且从资产、收入、整个消费实力上也是“前浪”更强一点，相反“后浪”即35岁以下人口面临的则是人口数量的萎缩及其整个消费资金占比的萎缩。现在大家比较看好的层出不穷的热点、网红赛道，未来将越走越窄。
第三篇 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在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的报告中指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将近50年的时间跨度里，都无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甚多，其中一个重要变量就是收入差距过大，没有形成足够规模且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反之，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都保持了较小的收入差距。
世界银行专家估算，1981年中国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31，到2008年上升到0.491。
在这个时间节点，有必要提出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在已有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再用10~15年的时间，推动这个群体再增加4亿~5亿人，达到8亿~9亿人，占总人口的60%左右。
从现阶段我国城乡结构转型、收入增长的特征看，广义上的“进城农民工”是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着力关注的重点人群。
从调查数据看，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的进城农民工有以下特点：他们的家庭平均支出强度显著高于农村家庭，但由于无法同等享受城镇户籍的相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其储蓄避险意愿较高
外卖、出租车和快递等新型就业场景吸纳了数量可观的“新型农民工”就业，外来务工人员以10%的人口占比贡献了20%的新型就业，远超城镇和乡村居民；外来务工人员更多就职于民营部门，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占比较低，面临收入不高、就业不稳、社保不全等一系列制约其收入和消费稳定增长的因素；他们无法享受完善的城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医保和养老保险覆盖率明显低于同样居住在城镇的居民；相当一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其中的较高收入者，有明确定居城镇的需求。
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在剥去种种社会关系的外衣后，人们之间能力的差距，远没有现实世界中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差距那么大。如果能够创造一个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积极性、创造力普遍而充分地被发挥出来，公平和效率就可以互为因果，在提升社会公平的同时就能促进经济增长。
下一步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应以提升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为重点，采取多方面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力争在不长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
第一，对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落户实行负面清单制度。
第二，建设面向农民工为主的安居房工程。
第三，与农村人口进城落户、提供安居房相配套，加快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第四，提供就业基本公共服务，鼓励吸收农民工就业。
第五，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
第六，促进机会公平。
第七，各级政府要制定规划、完善政策，定期督查、确保落实。
如何构建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分配制度安排
城乡户籍制度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分割了劳动力市场，近3亿农民工的收入因此长期被压低。
在税收制度方面，我国直接税所占比重仍然偏低，其中劳动报酬的最高边际税率又高于资本所得税率，且我国的直接税种目前主要针对流量收入，调节存量财产差距的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多年酝酿，未见出台。
三次分配在我国还处在起步阶段，人均捐款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家产十亿美元的富豪人数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从国际经验看，如果没有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仅靠宣传号召、道德感召，三次分配也很难规范地发展起来
如何精准提高民众收入能力
平均主义不是共同富裕的目标。
当前，一小部分人不仅财富来路可疑，而且高调炫耀，引起社会的反感。但是，“杀富济贫”不是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
实际上，成功企业家的高收入是建立在失败企业家的损失之上的，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全社会层面上，让潜在的企业家打平他们的期望收益和投资成本。
笔者认为，共同富裕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托底”，另一个是“提升”。“托底”就是为所有人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让民众摆脱对衰老、失业、疾病和匮乏的恐惧；“提升”就是提升民众的收入能力，让所有人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更多的收入。
在今天的中国，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提升收入能力的关键，一夜暴富的草莽英雄时代已经结束。
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
扩大社会性流动，促进共同富裕
预计在今后的15年间，中国可以实现年均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到2025年人均GDP可达到14000美元左右
到2035年人均GDP接近23000美元，基本进入高收入国家中间组的行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保持了良好的同步性。如果坚持这个同步水平，即按照与潜在增长率相同的增长速度，预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2020年32189元的基础上，到2025年将达到42000元左右，到2035年将达到67000元左右。
一般规律是，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偏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过大的收入差距具有抑制社会消费的不利效应。
在现代社会，劳动年龄人口从理论上讲不应该有年龄上限。
按照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需要树立一个新的理念：提高劳动参与率是渐进式延迟退休的目标。
第三次分配如何助推共同富裕
有人做了估算，目前我国的初次分配情况是，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各自的占比，从2009年的72.1%对2.5%，变成现在的55.7%对8.7%，劳动性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这
有人做了估算，目前我国的初次分配情况是，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各自的占比，从2009年的72.1%对2.5%，变成现在的55.7%对8.7%，劳动性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这
德国在再分配前的基尼系数是0.51，经过政府再分配调节之后就变成0.29。
我国的税收结构中直接税占比较少，间接税较多。间接税的特点是越低收入人群交税的比例反而越大。
我国第三次分配还是以企业为主，占61.7%，个人捐赠只占26.4%，其他国家更多的是个人捐赠。
推进共同富裕容易产生的误区
1.误区一：共同富裕会不会“劫富济贫”
要如何推动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我觉得要注意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在分蛋糕时不能忘了把蛋糕做大。
第二，推动共同富裕不可能是齐头并进式的收入增加。
第三，追求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
2.误区二：推进共同富裕要靠第三次分配
即使是在慈善捐赠比较发达的美国，第三次分配捐赠也仅为GDP的2.2%，相比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说也仍然是小头。
关于第三次分配我想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第三次分配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性的，不应该“逼捐”。
第二，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企业家和社会个人进行捐助。
第三，第三次分配或者说公益慈善的捐献不只是钱，还有时间和能力。
3.误区三：共同富裕只是物质上富裕
我们推动共同富裕不能只在收入分配上做文章，应该从多维视角来界定共同富裕的内涵，来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什么叫多维视角？例如扶贫，我们很容易想到是因为人们收入不高才贫困。但实际上我们的脱贫标准是按照“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这一多维目标去实现的。“一达标”是指收入要达到起码的标准，目前很多省份就是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000元左右为标准的。“两不愁”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不会挨饿受冻。“三保障”是要保障孩子得到好的义务教育，保障群众生病了能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同时保障住房的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多维视角扶贫。事实上，在扶贫攻坚、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我们在“两不愁、三保障”上投入的精力和资金不亚于在提升贫困人口收入上的投入。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老百姓的需求是多维的，老百姓对获得感、幸福感的追求也是多维的。
如何更好利用金融市场改善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尤其在2000-2010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4%（2000年）降至49%（2010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2010年后消费占比有所回升，2019年升至56%，近期呈现相对平稳的走势。但与别国相比较，这一水平仍然较低，低于美国（82%）、英国（84%）、法国（78%）、日本（75%）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72%）等发展中国家。
过去消费相对疲软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不平等”。
当一国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时，高收入群体拥有很高比例的社会财富，但消费比例并不高；而低收入群体有很多消费需求，但受到收入不足的制约，消费水平有限，这就会导致一国总体消费疲软。
1979-2018年我国GDP平均增速为9%，其中前30年（1979-2008年）平均增速为10%。
林毅夫、蔡昉、李周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评价道，中国经济改革历程总体上非常成功，金融也做出了贡献。
当前居民收入占比相对较低，收入分配不平等，劳动报酬收入仅占GDP的47.5%，而美国为53.6%，这和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要素没有真正得到同市场风险相匹配的市场回报相关。
共同富裕下企业的五个战略转型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地区差异、城乡差异、资本报酬和劳动报酬的差异越发明显。例如，在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基尼系数方面，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65，高于美国（0.41）、英国（0.35）、加拿大（0.32）等西方发达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直到2019年，我国基尼系数均在0.465以上，高于联合国规定的0.4的“警戒线”。为基本实现共同富裕，2035年我国基尼系数要争取达到0.2~0.3，达到联合国规定的比较平均的标准。再比如收入差距，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6:1，高于大部分欧美发达国家。为实现共同富裕，到203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需要下降到1.8:1以下，收入差距要不断缩小。同时，对比近几十年来的工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发展情况，可以发现，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年增速接近20.8%，而工资收入年涨幅仅为13.2%，企业的资本报酬率增速一直高于劳动报酬率增速。为实现共同富裕，未来15年工资收入增长率需要与劳动生产增长率同步或者更高。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物质型消费供给总体上由短缺走向过剩，一般的物质型消费产品供给趋于饱和。2013-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支出中物质型消费支出占比由60.3%下降至54.1%，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物质型消费支出占比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农村居民。随着物质型消费占比不断下降，服务型消费占比不断上升，突出表现在医疗健康、留学教育、旅游休闲、体育文化、数字信息等消费领域呈现快速增长势头。2013-2019年，我国居民服务型消费年人均支出规模由5245.9元增长到9886.0元，年均增长11.1%。
摩根士丹利认为，从现在开始的下一个10年，中国服务型消费占比将从当前的45%提升至52%。根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院长主编的《中国消费》绿皮书中的预测，到203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65%后进入相对稳定状态。综合考虑中国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特点，我国居民消费型服务占比在2035年有望达到65%左右，并在2035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服务贸易第一大国。
截至2020年，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亿，占比36%。2035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5%以上，乡村常住人口将进一步降至3亿，约2亿农村人口会进入城市生活，将带来巨大的服务需求和经济增量。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占13.50%。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测算，到2025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2.1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到2035年将超过3.1亿，占总人口的22.3%。
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2016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之后连年大降。2017年出生人口下滑至1723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降为1465万。2020年为1200万，出生人口较2019年下降18%，新出生人口下降将成为长期趋势。
未来15年，中国将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从大工业时代的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尽管加工制造在经济中仍占有一定比重，但价值创造越来越向服务环节倾斜。
今天的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从稳定向动态环境转变，宝洁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麦克唐纳曾借用一个军事术语来描述这一动态的环境，“这是一个VUCA的世界”。VUCA指的是不稳定性（volatile）、不确定性（uncertain）、复杂性（complex）和模糊性（ambiguous）。
过去10年，上证社会责任指数涨幅为58.02%，而同期上证综合指数涨幅为14.36%，这种趋势在全球许多市场都可以看到。
根据摩根士丹利发布的《消费2030：“服务”至上》的报告，到2030年，人口分布最集中的两个年龄段分别是35~44岁和55岁以上。
因此到2030年，中国消费重心将从现在的“年轻消费者”转向“家庭需求”和“银发经济”。
第五篇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破除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取得的成功，从根本上破除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式。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一个国家或民族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走向现代化，归根结底要看这条道路是否符合自身实际，能否解决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为什么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放任市场化机制自由发展，是造成欧美国家收入分配差异显著、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
美国国内贫富差异分化显著，是导致美国社会割裂和国内矛盾频发的主要因素。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欧美过度强调市场的自由化，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保守主义思潮抬头。
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为何我们在这个时点强调共同富裕？
第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更突出“不平衡不充分”。
第二，相比于欧美国家，我国收入差距处于较大水平。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的结果，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收入最高10%家庭总资产均值1511.5万元，是收入最低20%家庭总资产均值41.4万元的36.5倍。
第三，疫情冲击再次加剧了收入与财产差距，限制了经济恢复。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疫情冲击后，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的家庭收入很快恢复，且有明显增长，而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
当前，我国劳动报酬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呈现“三低”现象，即劳动报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低、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占比低、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占比低。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并非在本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而是一直以来决策层通过转移支付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举措。
第一，公共教育均等化，是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的重要保障。
第二，社保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障。
第三，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第四，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平衡行业间收入分配。
促进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根本在改革
中国贫富差距过大已到了必须加快缩小、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候。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仍为0.468，在2008年曾达到0.491的高点，明显高于国际上0.40的警戒线。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再度上升至0.704。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升至30.6%。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6:1，总体呈缩小趋势，但仍然偏大，缩小城乡差距的任务仍很繁重。
近年来，中国正在发生如下九大变化。
一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全面建设。其中，政治建设具有统领地位。
二是从“外循环”到“双循环”。
三是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四是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强调公平。
五是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实现共同富裕。
六是从高碳发展到低碳发展。
七是从控制生育到支持生育。
八是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通俗地讲，虚拟经济就是“以钱生钱”的经济，主要体现在金融和房地产等领域。
九是从房市到股市。
后记 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时代必答题
战略重心由实现全面小康走向促进共同富裕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将经济发展概括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四大阶段，前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都是往上走，而到了财富驱动阶段，经济增长则会减速甚至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