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
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9.2万亿元，占GDP比重38.6%，增长率高达9.7%，是同期GDP名义增速的3.2倍多，成为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前言 十四亿中国人拒绝“卡脖子”
由于《瓦森纳协定》，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光刻机
《科技日报》在一组连续35篇的“卡脖子”系列报道中，直面中国制造的伤心一面。该系列报道指出，在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短舱、触觉传感器、重型燃气轮机、激光雷达、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高端轴承钢、高端环氧树脂等关键技术和原材料上，我们面临着被国外“卡脖子”的窘境。
中国军工业在严密封锁下依旧取得如此多的突破，是因为中国军工长期坚持自主创新为主、国外技术引进为辅的理念。
中国军工的巨大成就有理由让中国其他工业门类感到自信。
韩国人的成功并没有多少秘密可言，无非是在美国、日本企业不看好半导体、面板投资的时候逆势下重注，可以忍受十年如一日的巨亏，政府也举全国之力扶持三星、LG、现代等大型企业，坚持自主创新
实际研究表明，硅谷在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加州当地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相当有限，硅谷几乎是靠民间力量叠加一系列偶然因素发展起来的，就连美国自己都无法复制第二个硅谷。
第一章 高端制造业门槛越来越高
如果我们回溯过去20年全球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各主要工业门类中，主要玩家越来越少，门槛越来越高。
如果我们分析世界企业研发投入分布，可以得出结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将只剩下东亚、北美、西欧3个地区有可能形成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带，其他地区如南美、西亚、非洲都基本出局了。
世界上有资格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国家越来越少，第一个原因就是目前半导体、大飞机、电动汽车、液晶面板、先进化工等产业的研发投入费用越来越多。
纯从研发投入角度来看，中国的医药产业未来前景并不乐观。
2019年，全世界有10家公司的年度研发费用超过了100亿欧元，有169家企业的年度研发费用超过10亿欧元。
先进制造业日益向世界少数地区聚集，形成产业带。
韩国公司之所以在这两个领域击败日本公司后来居上，就是因为韩国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在产业不景气的周期里面逆势投资，扩充新的生产线和投入技术研发，而日本公司则因为日本政府支持力度不够而后劲不足。
我们以富士康为例，这家曾经被认为是廉价代工企业的公司，2019年的研发投入高达27亿欧元，位居世界所有企业研发费用开支排名第57名，这是一家实实在在的高科技公司。
中国在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后，理工科人才出现了井喷式增长，造就了中国的工程师红利。
苹果供应链对于中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带动是巨大的。
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之所以发展到世界领先地位，和苹果供应链积累下来的这一大批产业精英有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美国开始加速与中国脱钩，苹果供应链开始往越南、印度、菲律宾这些国家转移，但是根据笔者的研究，这一过程至少需要10年时间。因为中国在基础设施上领先其他竞争对手太多，同时中国的上下游产业链优势是其他国家很难企及的。
经济学者郑永年指出，1994年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革最重要的意外结果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化
从积极角度来看，中国其实非常适合发展重资产类的高科技项目，比如芯片、液晶面板、消费电子产品制造、新能源、电动汽车等。如前述章节所描述，世界先进制造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一般国家根本玩不起。
需要警醒的是，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产业投资的专业人士，赌上地方财政的未来押注这些风险较高的新兴产业，需要警惕以下几方面。
警惕一拥而上，重复建设。
警惕押错产业周期。
警惕超越自身财政实力的投资。
警惕本地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是否能跟上。
从鼓励地方创业的角度，笔者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成都、武汉两地政府
在中国，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例如土地、金融、学校、牌照、税收等，是许多高科技大项目的实质参与者，这与韩国的情况很像。
第二章 韩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模式值得中国借鉴吗
在所有的后发国家进军高科技产业，以及国产替代取得成功的案例中，韩国应该说是最值得中国研究的一个。
韩国被认为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典范。1994年，韩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然后用了大约12年的时间，即在2006年突破2万美元；再经过约11年的时间，即在2017年突破了3万美元。韩国在世界芯片、消费电子、液晶面板、造船、汽车、化工等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产业中都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韩国式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强烈社会负面效果，也同样值得中国人警惕。
其海外竞争对手在与其展开竞争的时候往往非常痛苦，因为三井可能既是客户，又是竞争对手，它的情报和资源远超其他单一经营企业。
对于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汽车产业，韩国人从20世纪60年代起步，经过40多年的长期坚持才取得了成功。
到1980年，三星、现代、LG等韩国前10大综合商社的营收已经占韩国GDP的48%，韩国财阀垄断经济的格局就此形成。
作为后发国家，这种“举全国之力”扶持少数产业和公司的做法，和中国人经常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国家公司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中指出，对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崛起，学界大多把原因归结为强国家能力和成功的产业政策，而忽视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公司的作用。本质上三星、现代这样的韩国巨无霸财团，很好地践行了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扮演了“国家公司”的角色。
韩国式“国家公司”兼具了国有企业讲政治、迎合国家大方向的优点，又具备了民营企业经营效率高的优点。
笔者查阅了大量关于韩国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国产替代的文献资料，从中可以看出，韩国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技术来源上，牢牢坚持了自主创新这个根本，没有造成企业对于国外技术尤其是合资的过分依赖。
三星、LG都曾经经历过与欧美日大厂商合资的过程，但是它们很快发现，合资带不来真正的技术积累。所以，韩国公司自始至终都将自主研发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韩国式资本主义体制，并不适合每一个产业的发展。
在汽车、半导体、液晶面板这几个产业当中，韩国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几个产业的共同特点是周期较长、发展规律易预测、重资产投资等。这些产业特别适合韩国发展。
在日本企业看来，韩国企业不按常理出牌，它们常常选择产业衰退的“逆周期”加大投资
在PC这种创新频率高、概念切换频繁、具有高度不可预测性的产业中，韩国企业的表现就比较糟糕。
作为后发国家，必须长期忍受本国的产品落后于先发国家主要竞争对手的局面，用长期的资本投入支撑到自身领先的那一刻。
而韩国模式，本质上可以称作政府“中度干预”模式。也就是说韩国有很强势的政府，以金融国有化为标志，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制定，并且通过金融信贷、特许经营牌照、出口补贴等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的发展。
中国还应该学习韩国在扶持企业的时候坚持的出口导向原则。因为三星、现代这样的企业占据了巨额的社会资源，然而它们是否真正高效地利用了这些资源？出口是检验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国际市场相对公平。
许多中国本土汽车厂商，它们依靠特殊的政策保护，长期在中国国内销售价高质低的没有竞争力的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这样的企业就不值得扶持。
少数财阀占据了过多社会资源，阻碍了普通人的上升通道，对中小企业形成资源挤压效应。
财阀什么都搞，什么都做，这意味着对于韩国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挤压。
韩国的财阀通常都能轻易地获得巨额贷款，所以韩国财阀大多有强烈的扩张冲动，但是其投资却往往被诟病比较低效。
中国在发展自主创新、国产替代的时候，要学习韩国模式的精髓，比如坚持自主创新为主、技术引进为辅，比如坚定长期投资半导体、液晶面板这种可预测、长周期的高新技术产业，比如坚持出口导向以保证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但是要避免中国出现韩国式财阀，避免社会的财阀化。
第三章 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之间的关系
中国搞了那么多年汽车产业“市场换技术”，但是汽车产业依旧很落后，核心零部件大量受制于人，而宇宙飞船、战斗机这些无法引进技术的行业，中国坚持自力更生，反倒世界领先了。
北京大学教授路风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创新途径或模式，因为世界上不存在不进行自主开发就可以“消化、吸收”的可能，更谈不上“再创新”。如果引进方没有技术能力基础，那么引进本身不会带来任何技术，只不过是获得了一定范围内的技术使用权。
无数合资案例所带来的教训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坚持以自主创新为主，才是搞好国产替代的正确道路，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完全放弃技术引进，放弃合资，而是分清主次。
飞机设计和飞机制造，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术能力。上海飞机制造厂和麦道公司的合作，虽然在飞机制造环节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并没有积累多少飞机设计环节的技术经验。外方可以把飞机制造环节的经验开放给我们，但是只要他们卡住飞机设计这个关键环节，就可以在合作当中牢牢掌握主动权，我们则处处受制于人。
军、民航空市场的冰火两重天带给我们许多启发，那就是必须坚持自主创新为主。单纯依靠合资，依靠技术引进，只能处处受制于人。合资和技术引进只能是自主创新的帮手，而不能是自主创新的替代品。
通过引进技术取得成功突破的国产替代案例也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中国的高铁。
2004年4月，国务院专题会议后下发了《研究铁路机车车辆装备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确定了中国铁路装备技术引进的18字总方针：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
高铁的技术引进、高铁的合资模式取得巨大成功，我们认为有以下原因：
首先，中国在引进国外技术之前，中国的南车、北车等公司及其前身都展开了长期的国产动车组自主研发工作
其次，中国提出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铁网络，这是世界历史上都很罕见的一次巨大招标动作
引进技术的时候，需要坚持以下原则：坚持原因自主设计为主，坚持自主品牌，坚持打造自己的产品开发平台。
第四章 基础科研、教育与国产替代
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率先用实验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但当闻讯而来的记者们采访这位科学家的时候，赫兹说出了一句将来会无数次打他脸的话：“我不认为我发现的那些无线电磁波能有任何实际的应用。”这便是关于基础研究的一切魅力和艰难的来源——基础研究的成果往往和现实应用相去甚远——即便是科学家本人，往往也不知道自己的成果到底会有什么用处。
《科学：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范内瓦·布什对基础研究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不追求实际目的，不解决具体问题，但却能为解决具体问题铺平道路。
基础研究的回报在遥远的未来，其短期内的实用性不在基础研究人员的思考范围之内。实用性是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人员应该思考的问题。
核心概念就是“国家支持研究型大学和国立实验室”。关键是国家投入但让科学家自主驱动
当初在1944—1945年有很大争议的一点就在于：研究内容是由科学家自己决定，还是由政府决定。最终的选择是科学家自主驱动。这个体系在美国持续到今天，效果也非常好。
陆奇认为，科学是一个知识探索体系，是一个知识开发体系(system of inquiry)，核心是一组可以被否定的假设(falsifiable hypothesis)，它主要用来解释自然现象。
技术不同于科学，它基于科学，但是会不断地自我演化，这跟达尔文演化很类似：技术永远朝着人类需求多的方向去发展、演化。
基础研究成为一种“公共品”——基础研究不再只是专家教授的事，它和国防、医疗、教育一样，将会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我们有理由相信：强大的基础研究实力，将会是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的不二法门。
在美日韩等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则极为惊人——美国为27.17%，日本高达49.34%，韩国更是达到了59.88%，我国则仅有3.07%
如果想要振兴中国的基础研究，就需要让中国的企业在这个事业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做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能否吸引足够多的俄罗斯裔、乌克兰裔、东南亚裔、日韩裔、海外华人科学家来到中国长期从事科学研究？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有人说，中国的人口结构有很大问题，中国正在面临着老龄化、少子化的困境，但是我们认为，只要中国仍然有工程师红利，中国成为科技强国和经济强国的道路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
从教育部发布的高考录取率来看，1977年高考报名人数是570万，但是只录取27万人，录取率还不到5%，到2018年高考录取率已经达到81.13%，是1977年的17倍。
高校扩招带来了事物的两面性：更多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国民素质得到普遍提升，因此也为我国的产业发展带来了工程师红利，更多人可以从事高薪高技术工作，如无人机、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拉动社会就业与发展。
但高考扩招，也意味着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才不足，工业制造业出现了高级职业技工短缺的问题。
第五章 半导体产业的国产替代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整个芯片行业大致可以分为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四个环节。
在“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四个环节中，制造是中国最为薄弱的环节。
只要企业或项目营运超过15年，且工艺制程在28纳米以下，就能在未来10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中国半导体产业最核心的问题并不是缺少先进的工艺调教，而是缺少国产的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
相比起最终的芯片成品，大众舆论对于半导体设备的了解严重不足。这种不足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对于半导体装备体系的复杂性了解不足，其二是对于“光刻机”的过度重视。事实上，半导体装备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光刻机只是其中一环。在晶圆厂的生产线上，和光刻机同等重要的设备还有很多很多。
半导体行业是不折不扣的重资产行业——企业的资金基本都用在了设备的购置和维护上
扩散设备，全球市场规模16亿美元，占半导体设备市场的比重为3%。
光刻设备，全球市场规模98亿美元，占半导体设备市场的比重为18.2%。
刻蚀设备，全球市场规模129亿美元，占半导体设备市场的比重为23.8%。
离子注入设备，全球市场规模16亿美元，占半导体设备市场的比重为3%。
薄膜沉积设备，全球市场规模145亿美元，占半导体设备市场的比重为26.9%。
抛光设备，全球市场规模21亿美元，占比3.8%。
清洗设备，全球市场规模36亿美元，占比6.6%。
目前国内半导体装备企业最缺少的、最需要的，其实是参与实际生产的机会，即市场份额。
根据北方华创董事长赵晋荣的观点，中国半导体装备产业的强项在于研发速度和服务质量，弱势则在于起步较晚，缺少产业内的口碑和影响力。
第六章 中国正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实现超越
今天和未来，前期的技术研发、零部件供应和后期的售后服务价值将会越来越高，而中期制造环节的价值则会越来越低，“规模效应制胜”的理论在新能源汽车时代将不再可持续——因此，谁能掌握核心技术、零部件、售后服务的供应，谁就能在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中占据有利阵地。
相较于燃油汽车，新能源汽车的弱点在于保值能力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占据价值大头的电池贬值严重。
关于这次创业经历，后来被曾毓群描述为“一种冲动”。人什么时候最容易冲动？赌一把的时候，想让单车变摩托的时候。
曾毓群是学船舶出身的，却在新能源领域里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其中的秘诀就是他坚持不懈地学习。
为了保护刚刚起步还不成熟的中国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企业免受外国资本的收割，国家大手一挥：凡是外商独资企业，一律不得踏足动力电池行业。2005年被风投套现、卖给日资TDK的ATL哭了，明明管理团队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却因为100%日资持股被禁止入场。既然如此，就只能委屈一下ATL了，然后曾毓群和黄世霖就带着动力电池部门出来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韩对手，曾毓群的“赌局”遇上了“地利”。2015年，工信部推出了动力电池企业“白名单”，日韩企业被拦在了名单外。这就意味着，中国车企如果想用日韩企业的电池，就不能享受国家的补贴，采购成本暴增。
第七章 中国光伏：靠“补贴”砸出来一个“世界第一”
一个不变的真理是，只有维持充足而相对廉价的能源的持续供应，才能形成一个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无止境地消耗化石能源不是长久之计。
国务院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中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
2010年的中国光伏产业恐怕真的就只是一个靠“骗补、骗贷、投机”催熟的资本怪胎。
中国产品的优势是低廉的价格，但在“两头在外”的情况下，靠赚“加工贸易”的那点辛苦钱，价格优势实在是不值一提。
从2007年中国迈入“光伏时代”到2017年中国光伏产业进入鼎盛时期，中国人花了10年时间从零开始，把一个全新的产业做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这背后的驱动力说起来也非常简单，无非就是市场和技术。
在笔者看来，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取得成功，和诸多因素有关。
其一，光伏技术属于新技术。越是新兴技术，对中国来说就越得心应手。
其二，中国光伏产业进入全球市场的时间较早。
其三，中国政府对光伏产业的强力补贴政策。
第八章 液晶面板产业的国产替代
如今全世界只有中国、韩国、日本3个国家仍然有资格留在液晶显示工业的牌桌上，甚至连美国和欧洲都已经出局了，更不用说其他小国家。
可以说，没有自主研发的技术积累，技术引进也很难有基础。
但是京东方在多年的合资当中发现，合资带来不了真正的技术积累。
真正要走出产业化之路，除了自研还是自研。
“标准显示屏每36个月价格会下降50%，若价格保持不变，显示产品性能需要提升1倍以上。”王东升也将这一规律叫作“王氏定律”。在王东升的眼中，技术跟得上不一定会赢，但技术跟不上就一定会输。
2003年北京市政府就通过北京工投提供了28亿元贷款，尽管在随后几年京东方连续亏损10多亿元，但随着电子产业的飞速发展，北京市政府最终还是吃到了京东方带来的红利，仅项目本身投资就达到了上百亿元，更别说还带来了上百亿元的配套投资，以及每年几十亿元的相关配套税收，最终形成了产值超千亿元、税收40多亿元的液晶产业链。哪怕股票不赚钱，地方政府的税收、就业、GDP上都写满了对京东方的满意。
为了建设价值175亿元的6代线，合肥市为京东方保底提供90亿元的股权资金，并且成立了国有控股的融资集团，来为京东方落地进行资本运作，实打实为京东方来了一份“海底捞”式服务。而当时合肥市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300亿元。
简单来说，液晶面板产业是一个极其烧钱的产业，正因为如此，其天然具备寡头垄断的特性，也就是那些可以承受得起长周期投资烧钱活下来的国家和地区，最终能够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具备类似产业特性的还有半导体等产业）。
京东方和液晶面板的案例给其他产业的国产替代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案例。
京东方巧妙抓住了韩国现代财政危机的窗口，投入巨资从韩国买回了现代的显示业务，这使得京东方一下子获得了一个高水准的技术研发平台，这一动作，跟我们之前介绍的沈飞从俄罗斯引进苏-27战斗机生产线有相似之处。
事实是，曾经聚集了10多家中国电子企业的酒仙桥中只出了一个京东方。
京东方的崛起不仅仅是中国面板行业的崛起，也证明了中国的产业发展政策的确十分契合一些高门槛、高资金投入的尖端企业。屏显、光伏、芯片、新能源汽车……中国之所以能够培养出如此多的明星行业、明星企业，其背后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深度参与和重度投资。
与韩国政府深度捆绑的三星、LG、现代等大财团特别适合发展液晶显示、半导体等技术升级路线高度可预测、重资产、周期性强、高投入的产业，我们在中国许多地方也看到了类似的规律：也就是这种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的产业，呈现出了与韩国模式类似的规律；相反，政府深度参与的产业，非常不适合诸如互联网这种创新频率高、产业迭代变化快、市场高度不可预测的产业，类似的教训比比皆是。
那些拿了巨量扶持资源只会在本地“窝里斗”的企业，则要格外引起人们的警惕。
第九章 中国心脏支架行业的国产替代
一是国产支架的性价比卓越。
二是中国企业采取了差异化竞争策略。
国产支架则从二、三线城市切入市场，找到了惊人的市场增量，迅速提高了产品的销量和市占率。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就是从这些被巨头们所忽视的，或认为性价比不高的市场中成长起来的。
心脏支架的市场规模2009—2019年间高速扩张，手术量从2009年的22.8万台增长到2019年的100万台，平均复合增速达到16.7%
国产支架的市占率从2004年的5%起步，到2017年已经增长到了70%，到了2020年则超过了75%
医疗产业的成本构成是比较复杂的，以心脏支架举例，我们把其成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容易直观量化的显性成本，另一类是不好简单量化的隐性成本。
个产品的定价策略，要参考的不仅仅是成本，还有其所隐含的价值和市场的接受度。
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同为高值耗材的超声刀也曾在福建进行过一次集采招标，但最后却没有淘汰任何一个厂商，价格降幅也十分有限，达成的结果与这次心脏支架集采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就是超声刀的国产市占率还不到20%，技术实力与强生这样的外资企业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医疗器械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常规的技术产业，通常以硬性的技术指标作为衡量标准，比如芯片的制程、计算速度、单位功耗等，强弱一目了然。但医疗器械则首先要保证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二者都不是可以简单量化的指标。
如今心脏支架的利润水分被挤干，如何平衡医生的收入成了另一个问题。国家想到的解决方式是：推行医保DRGs。
DRGs(diagnosis related groups)中文翻译为（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简单来说，就是未来医保将不会按照病人在院的实际支出付账，而是先给病人分组。分组会考虑患者的病情、病种、严重程度、治疗手段等条件，每一个组别，对应一个支付总额，你属于哪个诊断组，医保就固定支付给医院多少钱。比如A和B分在同一个诊断组，不管他们用1.3万元的支架，还是700元的支架，医保支付给医院的钱都是一样的。
二是应该加大对上游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同时还要在下游更加注重以产业链逻辑进行产品布局。
第三篇 军工与航空航天产业的国产替代
可以说，90年代的中国航空工业是幸运的，直接通过技术引进站到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但这并不代表着中国军工形成了对外部技术和产品的依赖，恰恰相反，中国军工正是从长期技术引进受制于人的深刻教训上，牢牢坚定了自主创新为主的思路。也就是说任何技术引进，都是为了最终形成彻底的自主创新。
可以说，中国军工成功实现国产替代的经验，是非常值得其他产业研究借鉴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技术封锁会比军工产业更加严密
第十章 沈飞引进苏-27生产线的案例
事后证明，中国在经费困窘时仍不买相对便宜的米格-29，而采购较贵的苏-27，是有远见的选择。中国选择苏-27作为新一代主力战机，是高起点的选择，为加速本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寻求到了一条捷径。
苏-27给中国空军的印象，不是震撼，而是“无比无比无比震撼”。
任何产品和机型的引进，一般都要经过使用、观察、自我维护或者对方维护的过程，进而决定是否引进生产线自己生产。不论是汽车还是更复杂的战机，都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在几年的使用过程中，判断是否满足自己的需求，能否完成作战要求和任务；最后，才会决定是否引进生产线，消化吸收。
战机的飞控系统，要么选美国（北约）系统，要么选俄式飞控系统，要么是中国飞控系统。现在的歼-11、歼-20等能使用自己的飞控系统，这都得益于沈飞的劳苦。世界仅此三家，这并不容易。
全世界目前也只有6个国家可以研发自己的战机发动机，分别是美国、俄国、法国、英国、瑞典，以及中国。
如果说做出一台发动机需要10年，那么你能达到量产的水准可能还需要10年。这就是全世界只有6个国家可以量产的缘由。
沈飞和苏-27的案例，和后续我们会讨论的高铁一样充分展示了“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之间的良性关系——自主创新是目的，技术引进是手段，通过技术引进实现自主创新，需要的是吃透引进的技术。
苏-27的案例完美诠释了如何平衡“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两者之间的关系——外部先进的产品和技术被我们吃透之后，我们也可以获得研制、开发这种先进产品的能力，进而实现自主创新。中国还有很多产业的发展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准，“引进—吃透”的发展路径，特别适合正在追赶路上的中国企业。
第十一章 从“瓦良格号”到辽宁舰，中国第一艘航母是怎么来的
真正让国家下定决心发展航母，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
从1997年开始，受时任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中将委托，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创律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增平正式踏上了替国家购买“瓦良格号”的漫漫长路。
“048工程”确定了未来发展航母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用10年时间建造两艘重型航母；第二步，再用10年建造2艘大型航母；第三步，则是视情况发展大型核动力航母。而“瓦良格号”将被续建并加以改造，作为海军的“训练航母”使用。
而航母之所以是航母，最紧要的就是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夺取，因此舰载机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种保障设施才是航母存在的最大依仗。
2012年9月25日，国防部正式宣布，中国首艘航空母舰于当日正式交付海军入列，从此“瓦良格号”这个异域风情的名字被正式改名为“辽宁号”，舷号“16”。
在“瓦良格号”的基础上，中国成功续建了“辽宁号”航空母舰，进而又独立设计、建造了“山东号”航空母舰，吃透了苏联航空母舰的设计经验和生产经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从“瓦良格号”到“山东号”，中国成功解决了航母的“有无问题”，实现了航空母舰这种超级装备的国产替代。
从航母产业链的角度看，“瓦良格号”到辽宁舰的转变，是一个引进技术、吃透技术的过程。而辽宁舰到山东舰的过程，则是一个吸收技术、再度创新的过程。
第十二章 中国的“大飞机”：从未“下马”的大飞机运-10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的百废待兴时期，毛主席与钱学森聊天时就曾经问他，是先搞火箭还是大飞机。钱学森选择了火箭，因为他认为火箭容易一些。
西方客机为什么今天能在可靠性和维护性上获得后来者无法企及的水平，就是因为西方客机研发团队对每一批次的产品都会根据上一批产品在实际使用中的缺陷反馈，不断进行针对性的设计修正和新的材料工艺开发。
几十年的积累，包括浩如烟海的数据库、强大而完善的设计试验体系、极为成熟的反馈—修改—使用—反馈的自我进化流程、高素质高水平的大规模技术人员群体，这才是波音和空客最难以战胜的地方。可笑的是，至今有很多所谓的“工业党人”以为只要投入资金，就能砸出技术成果——就算钱能买到同样的原料和设备，能买到别人的整个体系吗？能买到别人积累的几十年时间吗？
就决策程序而言，运-10下马仅有口头表态，没有经过充分的技术和经济论证，也没有履行集体决策程序，在无明确文件指令、无人签字、无机构盖章的情况下以停拨研制经费形式暂停。
1987年5月23日，中美合作生产的第一架MD-82飞机总装完成。我们的收获是巨大的
第十三章 中国研制优秀航空发动机的战略价值和障碍
根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惠彬的介绍：未来20年里，中国需要5000～6000架民用大飞机。如果完全依赖进口，将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这笔钱如果拿到今天的市场上，足够把波音、空客打包起来买4次。
国的外汇储备一共也就3万亿美元出头。咱们这么多年攒下来的家底，去外国收购点油田、矿山这样的不可再生资源不是更好吗？
以美法合资的CFM公司LEAP-1C发动机为例（它也是C919的“候选”引擎），其单台价格在1450万美元左右，卖出一台LEAP-1C等于卖出了1.8万台iPhone12。而LEAP-1C的全球订单总量在2018年的时候就超过了2万台，相当于卖出3.6亿台iPhone12——这比苹果手机部门10年的销量总和还要多。
第十四章 民营航天，通向星辰大海的必经之路
长期以来，阻碍全球航天由科研变成产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个字：贵。
根据NASA（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官方资料，当初整个航天飞机计划的预算是430亿美元，每次发射的成本是5400万美元。然而最终跑下来，整个计划最终耗资1137亿美元，航天飞机的准备和发射成本平均为7.75亿美元。
在2003年美国航天飞机停飞后，美国一度丧失了载人航天发射的能力，丧失了维修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能力，不得不花费几十亿美元租用俄罗斯的联盟系列飞船接送国际空间站内的宇航员，这被认为是美国航天能力倒退的标志之一。
要搞航天，光有爱好和梦想是不行的，得花钱，而钱不能只来自政府拨款，更应该来自产业化和商业化。航天事业应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
从SpaceX的创立背景中，我们可以得到3条基本的判断：(1)传统的、无竞争的航天发射市场会导致发射成本虚高；(2)充分竞争的航天发射市场能为航天科研事业减轻负担；(3)培育民营的商业航天企业是最简单直接的手段。
SpaceX的秘密就在于：它在用写程序的方法造火箭——不怕失败，快速迭代——炸了、烧了、解体了，完全没关系，就像写程序的时候出了bug，删掉再来就行了。以最著名的“垂直回收技术”的研发为例，SpaceX为了测试垂直起降性能，专门打造了一台名为“蚱蜢”的试验火箭。第一次，只能飞不到两米；第二次，也不过5米；第三次，40米……“蚱蜢”火箭不断地在失败中得到改进，经过了无数次爆炸、燃烧、解体、坠毁，最后“猎鹰9号”火箭诞生了。
马斯克在干的事情，本质上就是福特当年发明T型车干的事情——把具有强烈科研属性的事情产业化，这使得航天产品第一次开始实现大规模量产。从这个角度来说，马斯克和SpaceX极大地推动世界航天产业的发展。
第十五章 大疆，全球无人机领域的王者
美国政府为了制裁大疆几乎算得上绞尽脑汁，但被制裁的第六年，大疆怎么依然活得好好的？
那些在学校里就能大放异彩、做出巨大成就的人，那不是人才，那是天才
中国的大学每年都在扩招，每一年的学生都在说“就业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现象可能是积极的。毕竟，大学生包分配、供不应求、被视为天之骄子的那个年代，中国的整体实力可真的不怎么样。
某个行业的“标准化普通人才”积累到了一定的数量之后，就会形成“人才溢出”的局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开始出现了一大批毕业之后没有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人。而这批人中，可能就隐藏着那些能够利用手中知识在另一个赛道上夺冠的人。
这就是中国式的产业人才培养路线：用数量来制造质量——新的热点出现之后，政府带头发展，学校开始扩招，学生大批进入。最终，人才“溢出”，进而引发创新。资源高度集中的体制优势，在此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后，我们就看见，其中有那么一批不甘心的人，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消费电子领域，只有不断革自己命的公司，才能成为真正的龙头。
第十六章 “军转民”还是“民参军”
中国的军工产业是所有工业门类当中被制裁得最早，也是最彻底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到2020年的这30年，是中国军工被封锁的30年，但却是中国军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30年
我们对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和装备，从来都不是准备大规模采购，而是为完全学会技术、自主开发做准备的。
我们回溯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军工技术引进思路，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中国引进国外装备和技术从来都是准备“引进—吸收—再消化”，而不是为了“造不如买”，大规模地采购国外装备以替代国产装备。
种种教训让中国的军工业几乎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国防工业决不能够依赖国外，中国的军队必须以国产制式装备为主，中国必须形成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所以中国引进所有装备的第一目的，本质上都是加速国产化。
2000年之后，中国军工开始出现井喷式发展。发展得如此之快，有几个很重要的时代性因素。 首先是中国加入了WTO之后，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飞速发展，中国GDP总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军工领域得到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其次是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全球领先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开始放缓了技术迭代步伐，这使得中国有了一段追赶的窗口期。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高校扩招，尤其是理工科高校的扩招，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军工产业的人才供给量。
中国现在在国产战斗机、国产军舰、国产坦克、国产防空导弹、国产弹道导弹、国产军用运输机、国产直升机等各个方面，都远超邻国印度。无数血的教训证明，国防现代化是花钱买不来的，只有依靠自主研发。
DARPA自己不做科研，而是专注于项目管理，成立各种临时的项目小组，然后领导具体的大学、企业和实验室做科研项目。
这次俄乌战争对我们也有重要启示，那就是要想办法将军工产品，尤其是导弹这种易耗产品的成本降下来。
民用工业低成本的秘诀在于标准化、开放、大批量可复制、低成本。这恰恰是军事工业的短板。
第十七章 中国高铁产业的国产替代
技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任务、命令或者“精神原子弹”就能逼出来的，技术离不开积累。
中国铁路客车乘坐体验的剧变，始于2008年前后。2008年之前的中国铁路，大概也就比今天的印度铁路好一些。2008年之后的中国铁路，大概仅次于日本、德国，虽然没有它们那么发达和舒适，但不论是速度还是体验，都已经优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
中外高铁谈判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对方陷入了“内卷”。
第十八章 电网系统的国产替代
2006年12月，中国首条交流特高压输电线路工程主设备研制的攻坚战正式开始。国网安排了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和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推进项目，结果在2008年突击战的紧要关头，两家公司的变压器全部试验失败。一位年逾50岁的总工在失败现场号啕大哭，那种不顾尊严、撕心裂肺的哭声，正是中国核心产业自主化探索过程中，探索者背负的心灵重荷的真实写照。
中国的供电结构主要以火电为主，其次是水电和风电
以2020年为例，燃煤发电就以49%的装机容量，提供了61%的发电量；而风电和光伏以24%的装机容量，却只贡献了9%左右的发电量。
2012年至2019年，我国以能源消费年均2.8%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7%的增长。这是一个低能耗+高增长的模型，背后的逻辑是，这个阶段中国的消费服务业占GDP比重在不断上升，而工业制造业的占比则在下降。
从2020年开始，国家就在加大对煤炭产业的监管力度，加强了对煤矿开采的安全监察，产煤大省内蒙古也开始涉煤反腐“倒查20年”。2021年的《刑法修正案》，更是规定只要是有现实危险的违法超能力生产，哪怕还没有出现重大伤亡事故也要入刑。
其一，是一定要立足本土需求，坚持自主创新，不要迷信既有的先进技术。
其二，学会利用市场优势，以项目为核心，构建自有的技术研发平台，以开放的心态进行技术、管理的经验交流。
其三，在特高压输电的建设过程中，运营商和设备商之间的合作模式，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其四，在解决供需错配的过程中，不能迷信市场机制，而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始终立足民生、着眼全国，对长期目标保持充分耐心，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坚持灵活的调整机制。
第十九章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
回看当年的建设历程时，我们会发现：我们总是在强调“人定胜天”之类的精神——原因无他，因为除了人的力量，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能如此发展，离不开以下几点因素。
其一，有庞大的市场提供资金。
其二，重视技术。
其三，最重要的因素是，工程机械是一个工业品，竞争没有消费品行业那么残酷。
第二十章 中国高端特种设备的国产替代
在分析了如此多的“中国制造”“国产替代”的例子之后，笔者渐渐总结出了一个不算太严谨的“规律”，即：“中国特别善于发展这两种行业——第一种，新兴行业，特别是那些2000年之后兴起的行业；第二种，专门的、细分的行业，特别是产业链较短且消费属性较弱的行业。”如果某个行业满足其中任意一条，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行业里找到重量级的中国玩家，如阿里、腾讯、大疆、科大讯飞……这些巨头都诞生于互联网、无人机、AI这种新兴产业；盾构机、挖泥船、特高压输电设备、超级计算机……这些高端设备都属于非常小众的细分行业。
如果某个行业能满足以上两条，那么你会发现中国玩家在这个行业里便处于一个“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地位，比如量子通信。
而两条都不满足的产业，中国玩家的存在感就比较低了——“中国弱势、西方强势”的航发、大飞机、半导体、燃油汽车……它们的产业链极其漫长且需要多年的深厚积累。
当然，这个“规律”并不能从学术上作为产业发展定律，但对有志于探寻“中国制造”和“国产替代”背后故事的读者而言，不妨把它视为一种分析方式。
第二十一章 中国机床为什么落后了
2000年以后，国家实施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战略，将发展大型、精密、高速数控装备和数控系统及功能部件列为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16项重点任务之一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原副院长屈贤明曾说过：“中国发展形成了制造业的巨大需求，没有哪个国家能满足如此大的需求，除了我们自己。”
2019年，我国金属加工机床的进口均价为12.39万美元，但金属加工机床的出口均价则只有326.45美元。
已经历经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发达国家，对于自身的先进工业一直都有着体系严密的保护措施，出于维护优势地位的本能，总会在后进国家崛起的时候给其设置种种关卡。
所有后发工业国都一定会遇到的一个典型困境：由于设备、技术和领先者存在代差，很难突破壁垒进入产业中能够获取巨额利润的环节。综观中国目前相对落后的工业制造业领域，包括飞机、汽车、高端机械设备、化工制品、医药产业等，都适用于这个模型。
核心技术+基础科研+供应链的三重加持，会为一个行业的先发者带来极高的市场竞争壁垒。
光刻机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典型案例。而在机床领域，中国造不出高端机床的核心原因，也是上游配套零部件产业和数控系统无法实现国产化。
今天中国的机床产业状况可以概括为“低端内战，中端争夺，高端失守”，高端领域差距过于悬殊，国内机床基本不具备竞争力。
回顾中国机床产业的发展过程，最重要的教训有两个。一是整个社会和产业环境对规模和产能数字的盲目追求，导致厂商放松，甚至是放弃了对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研究积累。
二是发展一度存在计划经济时期的路径依赖，在竞争的过程中缺乏产业链思维和市场化研究。
今天所有机床产业的从业人员都会告诉你一句话，叫作“给钱不如给市场”，因为只要有市场，就能有自研产品积累经验的机会。
扩展阅读
由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编写的《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年鉴》是笔者个人认为了解中国工程机械发展情况的最优秀资料。
第二十二章 中国互联网产业为什么能做到全球领先
时任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在2009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国家当时对互联网是有担心的。其一，互联网没有管制，在国家层面要担忧如何对爆炸性增长的信息进行治理，同时保证各个层面的信息安全；普通人则担忧海量垃圾信息带来的冲击之下，青少年教育应该如何应对。其二，互联网产业当时的盈利模式在全世界都很不明朗，在看不到明确获利渠道的情况下却要大举投入，这样的做法有没有巨大风险，在当时的条件下其实很难说清。
幸运的是，中国的决策者们在这个过程中抓住了最为关键的那个重点，那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终将进入信息时代。
中国互联网能在进入商业化进程后立即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国家政策对互联网产业的保驾护航，二是庞大的人口造就了得天独厚的市场优势。
平等未必意味着公平，要获取公平的发展权，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开放过程中实施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几乎是必由之路。
第二十三章 为什么云计算成了潮流
算力，已经成了未来经济的新引擎——算力指数每提高1分，GDP就会相应增长约0.18%。
那时其实很少有人意识到，阻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最大瓶颈，不是行业竞争，也不是政策变化，而是我们没有自己的IT基础设施
纵观中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有两个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一是政策的扶持，二是需求的推动。
第二十四章 中国游戏为什么能在海外“割韭菜”
有很多玩家和从业者，甚至是行业分析师，都喜欢把中国游戏的问题，归于搞单机的都去做网游了，这种结论显得过于表面化了。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中国游戏产业起步太晚，错过了整个电子游戏的第一轮工业化进程，使得中国游戏产业面对互联网技术的冲击时，缺乏像海外巨头们一样有效的市场壁垒，最终不得不抛却单机市场，全面走向了互联网化。
米哈游利用游戏的互联网属性，将一个体量极为庞大复杂，甚至远超其当时资金和技术实力的项目，切分为数个版本小项目进行管理，构建了一个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成本收益结构，才做出了《原神》这个现象级的产品。
站在2022年的节点上看，大工业时代延续下来的游戏制作逻辑和成本收益结构，将会越来越难以满足未来体量不断膨胀，制作不断精细化、复杂化的大型游戏项目的需求。而一边发作品，一边赚钱，再用赚来的钱不断更新完善作品，实现项目资金的自我循环，则是属于互联网时代的成本收益理念。这与传统美式3A 大作的成本收益结构和游戏制作逻辑，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东西。
目前，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文化还是美国文化。但实际上，在文学、戏剧、古典乐等领域，没有童年的美国毫无优势。其能够在文化领域击败欧洲的关键，是抓住了文化产业变革的机会，在转折的时代，通过技术商业模式的领先，塑造了新的大众流行文化。其中最大的功臣，就是电影。
宝可梦已经占据全球IP价值排行榜第一位超过10年之久，根据2021年最新数据，其IP估值比第二位高出了100亿元。
除了担心所谓的数据问题，美国政府其实更担心的是TikTok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App，有可能打破美国对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渠道的垄断，而文化影响力的输出是无法用数字去简单量化的。
2021年中国游戏产业产值大约是3000亿元，这其实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产业，但它很特殊：它是文化产业。这意味着，虽然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确实很小，但它的衍生和联动效应会被数倍放大。
以2020年来说，有37款中国手游在海外的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前30名的海外总收入加起来高达92.4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了47%。其中日本市场贡献了2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1%。如果说以前中国手游出海，还是打游击，搞突袭，那么到了2020年，这场战役已经进入了成规模建制之间的对战。
2021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0.13亿美元，同比增长16.59%。在中国移动游戏的海外地区收入分布中，来自美国市场的收入占比32.58%。这意味着，美国玩家为中国的游戏产品贡献了约374亿元的收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游戏出口国。
第二十五章 “中国制造”的短板——工业软件
工业软件实际上是利用软件技术实现对工业技术、知识、流程的永久固定和随时复用。
根据《中国工业软件白皮书》的归纳，具备以下两个要素的软件即可视为工业软件：第一，软件中的技术、知识以工业内容为主；第二，软件最终的作用是直接为工业过程和产品增加更多价值。
第二十六章 案例分析：中国互联网为 全世界带来了什么
根据美国派杰投资公司的调查，SHEIN在西方精致女孩的心目中排行第一，而这个榜单的第三名，则是被很多中国“一线城市中产阶级”奉为“战袍”的Lululemon。
快时尚的消费者要的根本不是衣服，而是“当前流行趋势和格调满足后的快感”。这种消费心态，给企业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第一，必须要够便宜，因为本来瞄准的就是那些“没钱又讲究”的消费者。第二，必须要够快，因为消费者追求的就是潮流，慢了就被别人抢走了。第三，必须要多样，因为必须要给消费者足够多的选择。
简单来讲，因为有“幽灵工厂”的存在，SHEIN才能把服装生产搞成“点外卖”，所以它才可以做到“足够便宜、足够快”。SHEIN能撼动ZARA和H&M的地位，恰似美团、饿了么挖了传统餐饮行业的墙脚。在外卖行业里，除了有名有姓有门面的正牌餐馆，还有大量的“幽灵厨房”——临街的一个大门面，大门敞开，没有招牌、没有菜单，也没有服务员。你只能看到里面有厨师在炒菜，有帮工在切肉摘菜，但大厅里没有桌椅板凳，只有小山一样堆起来的包装盒以及一次性餐具。
很少有人意识到，驱动各类系统的算法也进步了——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在很多领域，算法所带来的进步，甚至超过了芯片所带来的进步。
算法层面的优势，可以很直观地转化为一家商业公司的成本优势
第六篇 中国的消费品行业
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一定需要实现主要消费品的国产替代。
第二十七章 今天，我们还在为“三鹿”还债
相比起欧美发达国家的奶牛，中国奶牛的问题不小。第一，单产不足。中国一头奶牛一年的产奶量只有4500千克，而世界平均水平则是6000千克，欧美发达国家的奶牛单产可以突破8000千克。第二，种公牛落后。
我们可以把中国奶粉产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前三聚氰胺时期，三聚氰胺时期，后三聚氰胺时期。
从市场占有率上来看，国产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从2014年开始就已经逐渐逼近进口品牌了——现在已经实现了“五五开”。
第二十八章 国货美妆离真正崛起还有多远
据央视财经报道，2017年，全球男性，注意，仅仅是男性，在化妆品市场上就花掉了4000亿元。这个数字要比2017年全人类为手游花掉的钱，整整多出一倍。
根据分类，所谓化妆品，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护肤品类、彩妆类和香水类。护肤品因为受众人群基数远高于后两者，分掉了75%左右的市场规模。
对于化妆品行业来说，其产品性能不像科技产品一样，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硬性指标来衡量，顶多是有些“成分党”喜欢扒产品成分表，而最终都要回归到那句“效果在用户”上，而“效果”这个词，常常跟“气质”这个词有异曲同工之妙，简而言之，近乎玄学。
于是产品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品牌力，实现品牌力的重要手段，就是营销：如何让别人看到你、理解你、记住你，这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中国则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国家，商贸发展在数千年的政治体制挤压，以及近代的战火与动荡之中举步维艰，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能做出那么多“百年老店”。
中国化妆品品牌复兴的第一个阶段，依然是我们见惯了的性价比+差异化运营，薄利多销，甚至是赔本赚吆喝。中低端市场+高营销成本换来了高出货量，然而咬下了市占率却没赚到钱。
LVMH的传奇掌门人伯纳德·阿诺特说，时尚产业的品牌建设就是“你必须让人们对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产生欲望”。
第二十九章 中国医美行业，隐藏着千亿级的市场
只有当正规的国产医美仪器和材料厂商崛起，只有当中国的医学院训练了足够多的医生，中国的消费者才能够真正放心大胆地去享受“安全且有性价比”的医美服务。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医美=医疗美容；整容≠医美。
安全方便的非手术类医美项目，才是当前的主流。比起“动刀子”的手术类项目，非手术类医美项目便宜、安全、短时间内还可以随时调整，自然而然就成为消费者的第一选择。
只要“网红经济”还能提供红利，医美行业的饭碗就能继续端下去。
2019年，从平均数据来看，中国医美机构30%～50%的成本都花在了获客和营销上，而医疗服务方面的成本只占15%～25%。硬件方面，药品和器械的成本也仅仅占到20%
内地的医美机构的营销费用占比平均达到了34.86%，而香港医美机构的平均占比只有9.48%。
中国的医美用户多为年轻人，25岁以下的用户占据了50%以上的份额，36岁以下的用户占据了96%的份额
近几年，中国的年轻男生也加入了医美消费者的大军之中，且比例正在快速增加，已经超过了10%。
中国城市女性的就业比例远远超越一众欧美发达国家，也远超隔壁的日韩。就业就意味着有独立的收入，有独立的收入就代表着能自由支配。
在中国的高薪女性群体（月入超过3万元）之中，有超过90%的人表示愿意整容，而其中更是有5%的人一度花费了半年的薪水用于改善自己的容貌。
2015年，当中国的“网红经济”和医美产业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医美平台上有接近50%的消费者出于“工作需要”而选择接受医美服务，更有接近四分之一的消费者将其视为一种取悦伴侣的手段。
今天，为了工作而选择医美的人只占了26%，更多的医美消费者做医美的目的只是取悦自己。从2015年到2017年，中国消费者对医美的认知显然是更加成熟了。
如果没有互联网经济带来的“颜值经济”，恐怕也就没有中国医美行业这些年来的平均20%增速的野蛮生长。
在中国医美市场上，70%的肉毒素都是非正规产品。
第三十章 新消费流量退潮时，才发现有人在裸泳
中国新消费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什么？答曰：渠道。
市场上，企业在渠道方面的一切努力，最后都不过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让消费者知道我的品牌；第二，如何让消费者买到我的产品。
宝洁最辉煌的时候，在中国快消市场上占据了47%的市场份额。
在私域流量的语境下，一个好的微信群应该被看作企业的优质资产。
中国消费品牌未来最重要的任务只有一个：“如何让消费者知道我的品牌？”所以，你必须知道：谁才是你的消费者。
抖音、快手的增长曲线都已经趋于平稳——短时间内，中国人的注意力分配格局将不会再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