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言：在一些场景，女性不是被歧视，而是被漠视。
序言
自有记录以来，巨大的数据缺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从“作为狩猎者的人类”(Man the Hunter)理论开始，编年史家几乎没有为女性在人类演化中扮演的角色留下什么空间，无论是文化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演化。相反，男性的生活被用来代表全体人类的生活。而在谈及另一半人类的生活时，通常只剩沉默。
女性特有而男性不会纳入考量的问题涉及众多领域，在阅读本书时，你会注意到三个主题反复出现：女性的身体、女性无偿看护的负担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
引语 默认的男性
将人类默认为男性，是人类社会结构的根本。
一旦你意识到，“不加说明就是男性”这种思维定式根植于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语言本身，就不会惊讶于它是如何渗透进我们的思维。
这种完全由男性主导的文化带来一种后果，那就是，男性的经验、男性的视角，被视为普遍的；而女性的经验——尽管是全球一半人口的经验——被视为，嗯，小众的。
引入女性所激起的负面反应，在文化界随处可见。2013年，我发起了一场运动，希望在英国纸币的背面保留一位女性历史人物。一些男人显然愤怒到极点，甚至到了不惜以强奸、残害和死亡来威胁我的程度。
因为女性不被看到，也不被记住，因为男性数据构成了我们的大部分认知，男性的就被视为普遍的。数据缺口导致占全球人口一半的女性被定义为少数群体，拥有一种特定的身份和主观的观点。在这样的框架下，女人就被设计成可以遗忘的、可以忽略的、可有可无的存在——在文化上、历史上、数据上，都是如此。因此，女性就成了隐形人。
《看不见的女性》讲述的是，当我们忘记占人类一半的人口时会发生什么。它揭露了当生活或多或少正常进行时，性别数据缺口是如何伤害女性的。
从根本上说，《看不见的女性》也是对改变的呼唤。长久以来，我们将女性定位为偏离标准的人类，也因此任由女性销声匿迹。是时候改变视角了。是时候让女性被看见了。
第1章 清扫积雪存在性别歧视吗？
即使修建公路是正确的投资选择，但拟议的道路通向何方并非性别中立的决定。世界银行的另一份报告回顾了莱索托一个村庄对拟议道路的分歧，从而说明以性别分类数据为基础进行项目开发是多么重要。女人们希望这条路朝着某个方向修，“方便她们前往最近的、有基本服务的村庄”；男人们则希望它朝相反的方向修，“这样他们就能骑着马、更方便地到达较大的城镇和市场”。
据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估计，女性的无偿照护工作每年为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贡献10万亿美元。
出行规划方面的性别数据缺口由来已久，虽然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主要由男性构成的规划人员没有意识到女性可能有不同的需求，但还有另一个不太说得过去的原因，那就是人们认为女性更难把握。
更糟糕的是，交通部门未能按性别区分他们所掌握的数据，这加剧了现有的性别数据缺口。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从事3倍于男性的无偿照护工作；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这可以进一步细分为2倍的儿童保育时间和4倍的家务劳动时间。
妇女之所以受影响特别大，还因为她们的照护工作是无偿的。
第2章 有小便池的中性厕所
巴比肯艺术中心用一种近乎滑稽的方式公然展示了它对女性的漠视：它把男女厕所都变成了中性厕所，但只是简单地把“男厕所”和“女厕所”的标识换成“附有小便池的中性厕所”和“附有隔间的中性厕所”。结果可想而知。所谓“附有小便池的中性厕所”只有男人使用，而“附有隔间的中性厕所”所有人都可以用。此举并没有让厕所性别中立，而是增加了对男性的服务：一般而言，女性没法使用小便池，而男性当然既可以用小便池也可以用隔间。
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根本没有足够的厕所设施。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三分之一的女性无法使用安全的厕所，据全球水资源组织报道，女童和妇女每年用于寻找安全厕所的时间总计970亿小时。缺乏充足的厕所设施对男女来说都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例如，在印度，60%的人口无法使用厕所，90%的地表水受到污染），但这个问题对女性来说尤其严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认为男人可以“去任何地方”小解，而女性便溺被人看见则是件很羞耻的事情。为了寻找一个相对私密的地方大小便，女性必须在黎明前起床，然后苦等数小时，直到黄昏才再次出门。这不仅仅是贫穷国家的问题：人权观察组织在接触美国烟草地里的年轻女工后发现，她们“白天完全不去上厕所，并为此避免饮用液体，而这会增加她们脱水和中暑的风险”。
当我在推特上谈到女性在公共交通上遭遇性骚扰的经历时，一名男性回复我说，他认识一位“非常聪明能干的女性”，她“放弃了伦敦金融城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搬出了伦敦，因为她对于在地铁上被人骚扰实在是厌恶至极”。
简而言之，将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排挤出我们的公共空间设计，这并不是一个资源的问题，而是一个优先级的问题，而且目前，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欠缺考虑，我们确实没有优先考虑女性。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对经济的无知。女性有权平等享有公共资源，我们必须停止在设计上排斥女性。
第3章 漫长的星期五
如今，冰岛拥有全世界性别最平等的议会，且没有性别配额制度。2017年，该国连续8年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中名列前茅。
世上没有不工作的女人。但无法从工作中获得报酬的只有女人。
在全球范围内，75%的无偿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女性每天花在无偿工作上的时间在3到6个小时之间，而男性的平均时间为30分钟到2个小时。
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是在花钱外包家政服务的富裕夫妇中，剩下的无偿工作仍按同样的男女比例分配，也就是由女人承担余下的大部分工作。
在印度，女性每天6小时的无偿劳动中有5小时花在了家务上，而男性只有13分钟。此外，男性很少会承担照顾老人这种更私人化、更琐碎、更消耗感情的劳动
结果是，世界各地除了极少数例外，女性的工作时间都比男性长
所有这些额外的工作正在影响妇女的健康。我们早就知道女性（特别是55岁以下的女性）心脏手术的预后比男性差。但直到2016年加拿大的一项研究出炉，研究人员才总算找出了原因：女性的看护负担正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之一。“我们注意到，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女性往往会回归到照护者的角色，而男性则更有可能获得别人的照顾。”该研究首席研究员科琳·诺里斯解释道。
2017年，英国卫生和安全管理局发布了一份关于工作场所压力的报告，结果显示，在各个年龄段，女性的工作压力、焦虑和抑郁的比例都高于男性。
自1930年以来，国际劳工组织规定，每个人每周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这里指的是有偿工作。超过这个时长，劳动者本人就将开始承担健康方面的损失。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越是女性投入大量时间做无偿照护工作的国家，时薪的性别差距也越大。
过去20年间，主要在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下，全球范围内社会保险转向个人资本账户计划（通常由私人管理）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是直接根据他们过去的缴费额和预计支取养老金的年数计算的。这意味着女性会因这样几个原因而遭受损失：不得不抽出时间从事无报酬的看护工作；提前退休（在某些国家和职业中仍然属于法律要求）；更加长寿。
美国的大学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说明性别盲视政策最终可能导致对女性的歧视。终身教职制度下的美国学者，需要在从事第一份学术工作的7年内获得终身教职，否则就会被解雇。这种制度对女性有偏见——尤其是对那些想要孩子的女性，部分原因在于从完成博士学位到获得终身教职（30到40岁）之间的这段时间，正好跟这些女性最有可能尝试要孩子的时间段重合。结果呢？相比有年幼子女的已婚父亲，有年幼子女的已婚母亲获得终身教职的可能性低了35%，在有终身教职的人员中，70%的男性已婚已育，而女性的这一比例为44%。
nomunication是日本人造的词，将日文的nomu（喝酒）和英语单词communication（沟通、交流）捏在了一起
70%的日本妇女在生育第一胎后会有10年或更长时间不工作，还有很多人永远退出劳动力大军。
第4章 优绩主义的神话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纽约爱乐乐团都没有女性音乐家。在五六十年代，有两次聘请一两名女性，其他时候女性的数量都顽固地止步于零。但突然之间，事情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音乐家的数量不断上升。管弦乐队的人员流动率极低。乐队的组成是相当静态的（总共有大概100名乐手），只要你被雇用了，基本上就是终身制；音乐家被解雇是极其少见的事情。所以，当这个管弦乐队中的女性比例在10年内从统计学意义上的0%增长到10%时，可以想见，这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这件不得了的事就是盲试。盲试制度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场诉讼后创立的，顾名思义，招聘委员会和乐手之间有一道隔板，所以无法看出是谁在试奏。这块隔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到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开始占新录用员工的50%。如今，纽约爱乐乐团的女音乐家比例超过45%。
在科技行业，女性只占雇员的四分之一，占高管的11%；而美国一半以上的本科学位、一半的化学本科学位和近一半的数学本科学位都是由女性获得的。
才华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数据缺口的结果：我们已经把那么多女性天才从历史上一笔划去，她们没法轻易进入我们的脑海。其结果是，当人们认为“才华”是某份工作的必要条件时，他们真正的言下之意是“阴茎”。
在20世纪60年代，只有1%的儿童画了女性科学家，而现在有28%。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离现实还很远。在英国，攻读理工学科的女性实际上超过男性：高分子专业的女性占86%；遗传学专业女性占57%；微生物学专业女性占56%。
过去10年间进行的几项研究表明，推荐信是招聘过程中另一个看似性别中立、实则并不中立的部分。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相比男性，女性候选人在推荐信中常被形容为更注重集体（温暖、善良、关怀他人），但不太积极（也不太有野心、不太自信）。
大学使用教学评估和推荐信，其核心却存在数据缺口。与更普遍的、优绩主义中的数据缺口类似，这种缺口之所以会出现，与其说是由于缺乏数据，不如说是由于拒绝接触数据。
事实上，女性是最初的“计算机”，她们亲手为军队做复杂的数学运算，直到机器出现并取代了她们。
最近的研究表明，女性往往能准确评估自己的智商，但智商为平均水平的男性则认为自己比三分之二的人更聪明。
一项针对4000个招聘广告的研究发现，如果广告中使用了“进取”“雄心勃勃”或“坚持不懈”等与男性刻板印象相关的字眼，女性就会丧失申请意愿。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并非有意识地关注语言，也没有意识到它对自己的影响。她们把工作缺乏吸引力归结为个人原因，使之合理化——这表明在你遭受歧视的时候，你甚至未必能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第5章 亨利·希金斯效应
现代职场充满了这种数据缺口，从普通身材的女性要费很大劲才能推开的沉重大门，到楼下所有人都能仰视你裙底的玻璃楼梯和大厅地板，再到大小刚好能卡住你鞋跟的地砖缝。这些细微、琐碎的问题虽然或许不是世界末日，但也会让人恼火。
确定办公室标准温度的公式是在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其根据是平均年龄40岁、平均体重70公斤的男性静息代谢率。但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在办公室从事轻体力劳动的年轻成年女性的代谢率，相比于从事同类型活动的男性标准值要低得多。事实上，该公式可能把女性代谢率高估了35%，意味着现在的办公室温度对女性来说，平均低了5度。这就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纽约的盛夏里，女职员身披厚毯子，而她们的男同事穿着夏装走来走去。
我们在近期才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疼痛研究都只在雄性老鼠身上进行。
“多伦多市中心一个离唐人街很近的社区卫生中心发现，有很多妇女来到诊所，而且她们都出现了一系列特殊症状，传统上这与化学品暴露有关。”结果发现，她们都是美甲沙龙的工作人员。几项有关美甲沙龙空气质量的研究表明，店面的空气质量很少超过职业暴露的上限，但这些上限依据的数据没有考虑到长期慢性暴露的影响。在涉及内分泌干扰物(EDCs)时，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因为与大多数毒素不同，即使在非常低的浓度下，内分泌干扰物也可能是有害的，它们广泛存在于塑料、化妆品和清洁剂中。
研究发现，如果女性负重超过自身体重的25%，那么她受伤的风险就会增加5倍。
第6章 不如一只鞋值钱
在整个欧盟，过去10年中女性就业的增长大部分是通过兼职和不稳定的工作实现的。在澳大利亚，30%的女性从事临时工作，男性的这一比例为22%；而在日本，非正式员工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
珍妮特·纳瓦罗是圣迭戈一家星巴克的咖啡师，她向《纽约时报》展示了自己由算法编制的近期日程安排。她将要在周五工作到晚上11点，而周六和周日分别是从早上4点和5点开始上班。她很少能提前3天以上知道自己的工作时间表，而这妨碍了她请人照顾孩子，迫使她搁置了商业副学士学位的学习。这是又一个例证，说明在一个充斥着性别数据缺口的世界里，大数据的引入会放大和加速已经存在的歧视：关于女性无偿照护的数据，软件设计者是不知道也好，不关心也罢，总之他们在设计时显然没有参考这些数据。
第7章 犁假说
最早提出“犁假说”(plough hypothesis)的人是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瑟鲁普，他认为在历史上曾使用过犁的社会，其性别平等程度将逊于从未用过犁的社会。这一理论的基础是相较于犁耕农业（一般由马或牛这类强壮的动物牵引），迁移农业（使用锄头或挖掘棒这类手持工具的农业）更方便女性劳作，所以对女性更为友好。
女性通常会把有偿工作列为次要活动，原因很简单：她们的无偿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没有把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有偿工作上。其结果是，劳动力统计往往显示出巨大的性别数据缺口。
为了设计出能真正帮助女性的干预措施，首先我们需要数据。但有时感觉我们压根没有在这方面努力。
只要设计师从最基本的缩小性别数据缺口出发，就能取得明显的成果。
第8章 适合所有人的尺寸
女性的平均手长在18到20厘米之间，这使得标准的48英寸（约为121厘米）钢琴键盘成了一个挑战。一项研究发现，这种键盘对87%的成年女性钢琴家不利。与此同时，2015年的一项研究将473名成年钢琴家的手长与他们的“受欢迎程度”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12名被认为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钢琴家的手长都在22厘米以上。只有2名女性进入这一崇高的群体，其中一名手长23厘米，另一名24厘米。
2016年，华盛顿大学的语言学研究员蕾切尔·塔特曼发现，谷歌的语音识别软件准确识别男性语音的可能性比准确识别女性语音的可能性高出70%——这还是目前市场上最好的语音识别软件。
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类似研究发现，在他们所测试的45种职业中，女性在谷歌图像搜索中出现的比例偏低，其中CEO的比例最为悬殊：美国27%的CEO是女性，但在谷歌图像的搜索结果中，女性只占11%。搜索“作家”的结果也是不平衡的，谷歌图片中只有25%的搜索结果是女性，相比之下，美国作家中女性的实际占比有56%
第9章 男人帮
正如我们从谢丽尔·桑德伯格孕期停车一事中看到的，某些女性需求是男人不会考虑去满足的，因为这涉及男性根本不会拥有的体验。如果一个人自身没有这种需求，那么要让他相信这种需求客观存在，就并非易事。
波士顿咨询集团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女性企业主平均获得的投资不到男性企业主的一半，但她们创造的收入却是男性企业主的2倍多。每投资1美元，女性拥有的初创企业就能产生78美分收入，而男性拥有的初创企业只产生31美分收入。随着时间推移，前者的表现也会更好，“在5年时间里，累计收入增加了10%”。
在（男性主导的）科技行业，以性别中立为卖点、实际上偏向于男性的产品比比皆是。从对女性手腕来说太大的智能手表，到只推荐“最快”路线、却丝毫没有考虑到女性的“安全”需求的地图应用程序
碰撞测试假人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被使用，几十年来，它们都是以中等水平的男性为基准的。最常用的假人身高1.77米，体重76公斤（明显高于女性平均身高和体重），假人还具有男性的肌肉质量比例和男性的脊柱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研究人员曾主张将处于中等水平的女性身材纳入监管测试，但这一建议被忽视了。直到2011年，美国才开始使用女性碰撞测试假人
设计师可能认为自己是为每个人生产商品，但实际上他们主要是为男性生产。是时候开始为女性设计商品了。
第10章 无用之药
教科书中能否包含性别信息，取决于性别数据的可获得性，但由于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医学研究之外，这方面的数据严重匮乏
除了坚持认为性别差异无关紧要外，一些研究人员还反对将女性纳入研究，因为他们认为，尽管生理性别可能很重要，但是历史数据缺口导致缺乏可比数据，因此将女性纳入研究是不可取的（等于在伤口上撒盐）。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尽快着手解决这些数据缺口，若不填上这些缺口，女性（美国约80%的药物由女性摄入）就会因此死亡。一些用来在心肌梗死后立即溶解血栓的药物“可能会给女性带来严重的出血问题”。其他一些通常用于治疗高血压的药物被发现可以降低男性心肌梗死的死亡率，但会增加女性心脏病的相关死亡率。
数千年来，医学运作的基础一直是这样一种假设：男性身体可以代表整个人类。因此，当我们谈及女性的身体，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数据缺口，而且它还在继续扩大，因为研究人员仍在忽视这种迫切的伦理需求：将雌性动物和女性细胞纳入研究。
第11章 燕特尔综合征
乙酰水杨酸（即阿司匹林）被发现对预防男性首次心肌梗死有效，但2005年的一篇论文发现，它对45岁至65岁女性心肌梗死的预防作用“不显著”
第12章 一种可剥削的无成本资源
经济学家保罗·司徒登斯基在其195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国家收入》中写道：“在计算国民收入时遗漏了家庭主妇的无偿服务，歪曲了整个图景。”他总结道，原则上，“家里的无偿工作应该被包括在GDP中”。但原则都是人制定的，因此“经过反复讨论”、不断争论如何衡量和评估无偿的家务劳动，“他们最终认为，”科伊尔说，“收集数据的任务过于艰巨了”。
未能衡量无偿家务劳动，可能是所有数据中最大的性别缺口。据估计，无偿照护工作可占高收入国家GDP的50%，在低收入国家则可高达80%。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英国2016年的GDP约为3.9万亿美元（世界银行的官方数据为2.6万亿美元），印度2016年的GDP大约是3.7万亿美元（世界银行的数据为2.3万亿美元）。
将儿童保育工作从一种主要是无偿的、女性化的、无形的劳动形式转移到正规的有偿工作场所，是一种良性循环：如果育有5岁以下子女的妇女从事全职工作的人数再增加30万，估计将增加15亿英镑的税收。
我们往往认为，女性所做的无偿工作只是个别妇女为了个人利益而照顾家人的个人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妇女从事的无偿工作是整个社会所依赖并从中受益的工作。当政府削减我们所有人用税收支付的公共服务时，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并不会戛然而止。这些工作只是简单地转移到了妇女身上，随之而来的是对妇女有偿劳动参与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