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
一、前现代经济增长与现代经济增长
（一）前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
在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最有名的学者是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插图]他在研究中有一项非常有趣的发现：在前现代社会（工业革命前的社会）经济增长的特性是人口增加，经济规模扩大，但是人均收入却基本保持不变，这种增长属于外延性的增长。
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特性：人口增加但是人均产量并没有增加；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主要依赖于人口的增加；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相对不大。
2003年我在哈佛大学参加了一个研讨会讨论麦迪森教授的一本新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插图]。按照他在这本书中的估算，公元1500年（中国的明朝时期）中国的人口约有1.3亿。以1990年的国际货币单位为基础的国际元进行计算，15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600单位国际元，而当时欧洲是450单位国际元，中国人均收入高于欧洲。到了公元1820年（中国的清朝时期），中国的人口达到3.8亿，而人均收入同样是600单位国际元。这表明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依靠人口增加的外延性的经济增长。
（二）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
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数是9.6亿，2001年中国人口达到12.8亿，增加了3亿多。在1978年，中国人均收入以人民币计算是379元。到2001年，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人均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是7081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按照1978年不变价计算，人均收入是2255元，个人生产的实际价值和产量相对于1978年增加了将近6倍。在公元1500到1820年的300多年漫长时间中，中国的人均收入基本未发生任何改变；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仅仅20年间，人均收入就增加了6倍。这就是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显著差别。
萨缪尔森在其所著的大学本科通用课本《经济学》一书中，写到这样一个关于工作时间变化的案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产业工人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星期的工作时间一共是60—70个小时；而现在美国工人一个星期只工作5天，每天只工作7个小时，一周的工作时间还不到40个小时。工作时间不断减少的同时人均产出却不断增加，根本原因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所以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变迁在某个时期通常会集中在某个产业上。在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技术变迁集中于纺织业，然后转移到钢铁产业和机械制造业。到19世纪末期以后，技术变迁主要集中在化工业，飞机发明以后就集中在航空、航天产业，到现在则是电子和IT产业。
美国在1870年，50%的劳动力是农民；而到1980年，农业劳动力只占劳动人口的2%；到了2000年，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低于2%。再如，日本在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人口的70%;1950年，日本还有48%的农业劳动力；而到1990年则只有6%。韩国、中国大陆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也有同样的趋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对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方面的问题可能会给经济带来重大打击，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重视发展工业的同时，也一定要重视发展农业，以及农业的技术进步。
二、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
生产增长的潜力是否能够被挖掘，除了是否发生技术变迁以外，还在于是否有配套的制度作保障。例如，把一个新的高产品种引入到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农民可能因为市场、保险和金融等制度不完善而拒绝采用该技术。
（一）原始人为什么躲在树后
根据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研究[插图]，政府如果要减少犯罪率，有这样几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增加警察的数量，这样会使罪犯被抓到的概率增加，从而使得罪犯的预期收益减少；另外一种方法不是增加警察，而是处以重罚，这样也能够使犯罪减少。而且通过加重处罚来减少犯罪的政府成本较低。
同样的市场交易制度，从躲在树后，发展到庙会和集市，再到每天都有的固定市场，制度不断地演化，但是变化背后的原因是能够进行交换的剩余在不断增加。
（二）制度的定义
制度[插图]在英语中是“institution”，它有众多不同的定义，其中比较适用于这里的一个是：“制度是一套由人制定出来的、用以规范人们互动行为的规则。”制度是由人们在共识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用以规范人的行为的。它如同设计一副框架把自己禁锢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达到规范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的目的，从而使社会更好地运转。
（三）制度的分类
制度一般可分成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正式的制度，另一种是非正式的制度。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的差别在于，正式的制度通常经过政府或者权威机构制定公布，例如法律和大学制度等。非正式的制度是由社会成员自发产生，并为大家共同遵守，没有经过政府的认定。常见的非正式制度有乡规民俗、家庭责任、婚姻道德等，这些在正式的法律中都没有正式规定。
（四）制度产生的原因
制度是由人们制定出来、用以规范其自身行为的一套准则，这套准则虽然束缚着个人，但也能给个人带来巨大的收益。
第一，人一生当中生产与消费的时间不一致。
第二，不仅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每个人的生产和消费的时间不一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第三，规模经济。
第四，人与人共同劳动形成专业分工。
总而言之，规模经济、专业分工等好处决定了人们在一起生活是必要的，它有助于克服生产消费时间不对称、风险等方面的个人问题，然而群体生活所产生的协调问题与“搭便车”现象又有待于解决，这就需要有制度来制约这些行为的发生。
（五）制度安排与意识形态
字典里给出的意识形态定义是：一套反映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阶级或一种文化的社会需要与意愿的思想总和。另外一种定义是：意识形态是关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其他制度基础的一系列主义或信仰。既然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其他制度的一个基础，那它当然也同样可以被看做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
意识形态可以解释为一种人力资本。如果相信民主制度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并接受这种意识形态，那么对意识形态越虔诚，投票后内心得到的满足感就会越大，不去投票时内心受到的惩罚就会越大。意识形态并非与生俱来的，它需要花时间去学习、了解和接受。意识形态是一种投资，当意识形态被接受以后，就会保持相对的稳定，具有类似于资本的特性。
（六）最优的制度安排
最优的制度安排取决于几方面的因素：需求的密度、制度安排的效益与成本、交易的费用等。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结构中其他的制度安排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最优的制度安排，例如法律制度、政府执法能力、法律的完备性等。
三、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
（1）交易技术的变化可以引起制度安排的变化。
（2）意识形态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一些制度的选择。
（3）制度的选择和采用还受到历史、地域、文化等各种条件的限制。
即使是最优越的制度也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评判最优制度时我们必须考虑制度安排所能够带来的效用和维持这种制度安排所需要的成本。最优的制度安排是在可选择的范围内实现同样目的的成本最低的制度。
在很多情况下，外国制度的成本并不一定比国内制度的成本更低，所以需要进行仔细的甄别。先进国家的制度并不一定就是适合落后国家的最优制度。
（4）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对长期历史发展的制度变化的研究。他认为，奴隶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是对人的拥有；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是对土地的拥有。关于从对人所有的制度到对土地所有的制度的转变，他提出一个可验证的假说：土地的面积基本固定，短期内不会增加，但是人口数量会不断增加。当人口非常稀少的时候，获得财富的最终途径是占有人，拥有了人就拥有了财富，因为土地基本上是无限的，只要拥有劳动力就可以随时开垦土地。在这种状况下，财富主要来源于对劳动力的占有，所以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随着人口增加，可供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少，财富数量的决定因素从对人的拥有转移到对土地的拥有。只要拥有土地，劳动力可以随时雇用。贵族作为一个强势群体，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选择占有土地而把人释放出去。这种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导致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财富的主要来源、或者说是主要的资源约束发生了变化。
（5）经济增长也是导致社会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
（6）制度的变化有时候来自制度集合的变动。
四、制度变迁的方式
（一）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式
制度变迁分为两种方式[插图]：第一种方式是自发性变迁（spontaneous changes）。自发性变迁的发生是因为出现了制度不均衡，通过制度变动可以带来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第二种方式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依赖于政府的强制力，即政府可以运用政治力量进行制度变革。
（二）自发性制度变迁的案例
（三）政府与制度变迁
对于政府的研究，传统政治学者主要提出了两种观点：一种是政府主体说；另一种是利益集团说。这两种观点虽然有一些贡献，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时候常常会不适用。我个人认为，研究发展中国家政府最适合的一种方式是领袖加上委托代理的理论。
要研究一个政府的行为，首先必须了解政府领导人的行为是怎么样的。但这与所谓的主体论不太一样，因为最高领导人需要很多官僚来执行他的命令，而官僚的利益和最高领导人的利益可能不完全一致。比如说，最高领导人可能希望青史留名，但官僚一般不会有这种“奢望”，所以历史如何评价并不会进入官僚的目标函数，或者即使存在目标函数但在当中也不是主要的目标。既然领导人和官僚的目标函数不能够完全重合，他们的决策就有可能会不一样。
阿瑟·刘易斯（Lewis,1955）在《经济增长理论》里的一段话，“任何一个经济发展非常成功的国家背后都有一个非常明智的政府，但更多的可以长篇累牍来写的是，那些不明智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失败造成的整个经济发展的停滞或衰败。”
（四）政府干预失败的原因
（1）统治者个人的效用与社会的效用不一致
首先，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即使是非洲穷国的领导人，他的生活大概也都非常好，所以国家财富的增加并不会导致领导人个人财富增加很多。其次，领导人首要的目标是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领导人为了不失掉权力而维护社会稳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推动经济发展，这是一种好的情形；但领导人为了巩固和加强权力也可能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败，这是一种坏的情形。最后，领导人还有可能关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名垂青史”，而这一目标也可能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
（2）政府领导人希望进行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但是迫于政治生存的压力不能施行
（3）政府最高层的决议有时还会与官僚阶层的利益相违背。
（4）按照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政府政策完全是利益集团角逐的结果。
民主和法制的精神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根据诺斯的研究，如果从正式的组织层次，比如从三权分立的组织层次来看，宪法在北美与南美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南美的某些国家没有民主和法制的精神，其军队不一定服从民选的总统，所以很可能发生政变。而军队领导人政变上台以后一般老百姓也并不反对他，他可以慢慢坐稳那个位子直到当上总统。而美国的一个将军如果要政变，就没有人会跟随他，他即使可以把总统暗杀掉自己也绝对不能当上总统。所以，在这里民主与法制的精神就不相同。
（五）小结：自发性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
一种有效的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是以自发性的制度变迁作为基础，这样的制度推行的过程会更加顺利。
仅仅由政府和社会精英来推动，那么通常只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而不是用法律的手段把组织层面建立起来，即使在组织层面建立起来以后，如果没有配套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往往会以失败告终。